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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配图：1981年3月，张震重返安顺场，与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时的老船工合影。 |
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气吞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英雄壮举，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是中华民族彪炳千秋的丰碑。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每忆及此，总是心潮难平。昔日领袖、首长、战友们鲜活的身影，悲壮惨烈的战斗场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7日，我们红3军团第4师的部队从雩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我们连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第4师10团与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新田、古陂，西渡桃江。接着，4师首长决定以11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团，准备到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当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时，洪超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他是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在第五次反“围剿”最后一仗时受伤的伤口又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沈述清团长和杨勇政委强令我坐了几天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最为惨烈的一仗是湘江战役中的光华铺阻击战。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屏障，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所乘。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这时，我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任营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掩护工兵于当日16时架设浮桥。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
29日深夜，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双方在暗夜中接火，展开混战。我当即派8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7、15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1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7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战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但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5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5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团伤亡近半。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牺牲。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
转战云贵川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12月上旬，3军团奉命缩编，我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到达桃子台，尔后即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1935年1月5日，我们到达茶山关渡口，守敌已逃之夭夭。我们团顺利过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一带，负责控制遵义到贵阳的公路，阻敌北进。这时，传达了党中央要在这一带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于是部队积极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连华团长、杨勇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糨糊还没有干，我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去了。我们急速返回甘棠，部队已经开拔。团长、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黔军王家烈部也正向我军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被动挨打，牺牲了无数的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使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这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28日拂晓，我第4师由张宗逊师长、黄克诚政委率领，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杨勇政委也负伤了，我腿部被炮弹片划伤。后来得知，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而且有相当的战斗力，其后续部队几个旅也迅速增援上来。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出川南，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决定再次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移。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便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送到医院，只好躺在担架上。谁料，这一抬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娄山关战斗。接着，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吴奇伟部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中央红军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就在这次战斗中，红3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的指挥下，斩关夺隘，担任主攻，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不幸牺牲。得知他们牺牲的消息，我心里十分难受。
在担架上，我由茅台三渡赤水河。红军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保护脚比什么都重要。搞到一点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后来，我们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直逼昆明，终于摆脱了敌军在贵州地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在此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可以拄着拐棍慢慢行走。中旬抵达北盘江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经上级批准，我又回到10团团部，见到了黄珍团长、杨勇政委和邱阜成参谋长。不久，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此时，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这对缺粮的红军来说，是一大收获，全团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这时，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便改由此处渡过了金沙江，向会理前进。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5月8日，红3军团和干部团奉命围攻会理城。开始，我团在城外负责打援。其他3个团同干部团一起攻城，激战整夜，未能攻克。最后，我团也奉命参加总攻，在城东北角进行爆破，炸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我随邱阜成参谋长带领第二梯队前往增援，在突破口附近的激战中，邱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好领导！鉴于会理城久攻不克，敌援军又正向我军两翼迂回，中革军委遂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撤离会理后，红3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彝族区，以日行军120里的速度，向大渡河急进。5月29日，红1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不久，先头部队又夺取了天全、芦山等战略要地，艰难地向前进。红军通过大渡河天险的实践又一次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勇往直前的人民军队，是任何敌人与艰险都不可阻挡的。
艰难的北上之路
6月9日，我们团进至大跷碛地区，来到夹金山脚下。12日，我们开始上山，一路上，虽然很艰苦，但由于在山下休息了3天，掉队的并不多。这样，我们顺利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达懋功地区。
在这里，我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同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在卓克基休息了一天。我们团住在一所寺院里，天气严寒，有的人只好把菩萨身上的布取下，用来做衣服穿，五颜六色的。但这支衣冠不整的队伍，都是经过长途转战保留下来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从刀山火海里拼杀出来的英雄！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夺取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红军又翻越了梦笔、长板两座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我改任团管理主任，主要是负责筹集粮食，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一天，我路过军团供给部，他们正在宰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见到我后，便主动送我几斤牛肉，我舍不得自己吃，便带了回来分给大家。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真是牛肉不多情意深。
7月上旬，我们继续北上，开始翻越打鼓山。经下打鼓、中打鼓、上打鼓，走了3天，来到沙窝山前。此时，部队已翻越了三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又没饭吃，爬山十分艰难。途中，我们看到掉队的同志围着火堆取暖，但喊他们时并不答应，上去一碰就倒下了。成批成批的同志牺牲，沿途都是战友们的遗体。宣传队想喊口号给大家鼓鼓劲儿，可一句也喊不出来，大家只得不说话，做深呼吸，手拉手，慢慢走。仅几百米高的雪山，我们却整整爬了半天，到了山顶，又遇到冰雹，砸伤了不少同志。我路上曾吐过几次血，呼吸甚是艰难。解放后，才知道这是肺病。凭着革命的毅力和战友们的帮助，我才爬上山顶。
翻越了拖罗岗雪山后，来到毛儿盖。部队住了好些日子。在这之前，红一方面军为同红四方面军统一编制，已将军团改称军，我们红3军团遂改称第3军。这时，又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编，组成了左、右两路军。我们3军与第1、4、30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指挥，中央、军委机关也随右路军行动。
8月21日，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后，开始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灌木林，再往前走，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很美丽，开满了野花。但对长征北上的红军来说，草地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地上一丛丛野草，地下一片片泥沼，到处散发着腐臭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地上摇摇晃晃，稍不注意就陷进泥沼，越挣扎陷得越深，不少同志被淹没在沼泽中。
我身为管理主任，宿营时要负责分配住处，进了草地后，一片荒原，便无事可做了。部队既无住房，又无雨具，还不时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同志们带着行军、作战的疲劳，背靠背坐着，任凭雨淋风吹，熬到天明，不少体弱者生病倒下了。行军中，自带的干粮根本不够吃。开始，抓把青稞，添点肉干，喝口冷水，还能勉强填饱肚子。这些吃光了，就只能靠野韭菜充饥，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一点，后续部队连它也难找到。在烈日下行军，口渴难耐，有人就去喝沼泽中的积水，谁知水中有毒，饮后腹胀下泻，又有一些战友因此长眠在草地上。后续部队无需向导，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到达宿营地。
虽然苦到了极点，但大家照样有说有笑，纷纷议论着：将来革命胜利了，在这里办集体农场，开着拖拉机四处跑，一定能够大丰收。我们这支红军队伍，就这样前仆后继，接连走了六、七天，8月底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是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令人终生难忘。
我们团在班佑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奉命接应左路军共同北上。9月10日凌晨，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要我们团急行军，向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前进。快到阿西时，彭德怀军长带着部队在山上迎接我们。大家一鼓作气，赶到了俄界。后来得知，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同志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
9月17日晨，红1军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我们到达了甘南岷县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这里是汉人区，比较繁华。我带着两个通信员，买了3只母鸡、5斤面，还是没有吃饱。不知为什么，总感觉肚子饿。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支队召开了整顿军容风纪会议，买来白布，染成灰色，做成军装，换下了那些五颜六色的服装。从此，红军又有了比较整齐的军容。
9月22日，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共7000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10月5日，我们来到六盘山下。翻山时，第1纵队在甘肃固原县（今属宁夏）青石嘴歼敌骑兵两个连。我们第2纵队到达此地时，远远望去，好像遍地都是绵羊，用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敌人的后续骑兵部队又上来了。我们沿山前进，边打边走，使敌骑兵发挥不了作用。就这样，我们通过了六盘山。后来，彭雪枫同志告诉我，彭德怀司令员一直在山口等候着，亲眼看到部队都过来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并说：如果剩下的这点革命种子再受损失，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又要推迟几年啊！
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我们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尔后，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县（今富县）地区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会师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急忙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围歼我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军委遂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求歼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有名的直罗镇战役。
11月21日拂晓，红1、15两军团向进至直罗镇之敌发起攻击。我们4师奉命攻击直罗镇北山之敌。战斗打响后，我赶往10团去解决通信联络问题，刚爬上一个山头，就碰上毛主席。他正生着病，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战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就在这时，10团2连从该处经过，毛主席要其留下，连长不认识毛主席，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不能停止前进。见此情景，我急忙告诉2连连长：“这是毛主席！命令你们留下，你们就留下。”正巧，2连指导员也上来了，他也认识毛主席，马上敬礼报告。这样，该连就留在了毛主席身边。我嘱咐连长、指导员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并将情况报告了10团杨勇政委。后来，战斗激烈时，毛主席命令2连出击，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不少敌人。直罗镇战役，我军歼敌1个师零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我在红军长征的行列中，一边打仗一边行军，有一段还是被战友们抬着走，历尽艰辛，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从江西来到陕北，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过长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长征精神是一座丰碑，充分显示出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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