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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配图：红军时期的草鞋。 |
红军长征时脱离根据地，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
吃首先是个大问题。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
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
红军还要经常就地取食。1936年4、5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朱德请来当地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随后便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集野菜。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的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
住宿也是难题。红军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藏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阴下。过草地时尤为艰苦，“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
红军时常借住在群众家，于是在行进中会开展评比模范的活动，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
1931年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红军才有了统一军装。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接受刘伯承命令，仿照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新军装。最初，上衣是紧口套头的，苏联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改为开襟敞口，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改为“小八角”。考虑到山地行军作战需要，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红军的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解决，进入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后，医疗用品的补给越来越难。据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的张云回忆，行军当中，医院、卫生所没有敷伤口的软膏，就只好熬开猪油代替；好多伤员伤口发炎溃烂、化脓生蛆。当时对病患的治疗都是简单的方法，例如患感冒就是喝辣椒汤，外伤则是用盐水清洗，得了痢疾就研点鸦片内服。
长征途中，战斗密集，伤员越来越多，由于担架不够、民工紧缺等原因，同时也为了减轻行军压力，中革军委决定将短期内难以治好的一些重伤病员妥善安置，给他们发放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就地安置到一些可靠的群众家中养伤养病或交给途经地区的游击队负责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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