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几天，已经刷屏朋友圈。里面讲述了四个故事，而20年代和西南联大时代这两个段落，最为饱满有力和充满知识分子气息。
处于20年代的学生吴岭澜，明明更适合文科却迷失在“优秀的人都读实科”的时代氛围里，是校长梅贻琦去点醒他，认为吴岭澜不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麻木的忙碌、踏实中，而忽略了真实。他说，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十几年过去，吴岭澜在云南的山洞外给学生上课，对他们说，“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同样在西南联大时期，有一位教授物理的先生，因为云南下雨声音太响而无法讲课，从容地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大字，直击人心。在简陋的教室里，打开窗户，听雨看世界，多美好的画面。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堪称世界上条件最差的大学之一。但教授和学生之间惺惺相惜，电影中“静坐听雨”、“警报中读书”、“山洞里吟诗”等场面都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风貌缩影。片尾“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的彩蛋，正是向闻一多、华罗庚、梁启超、朱自清、钱钟书等大师学者致敬。
以下内容来自《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如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相比于现在性骚扰频发的高校教授，西南联大里的师生情谊愈发令人怀念。毕竟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了。
电影《无问西东》“静坐听雨”片段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
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
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浦江清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
闻一多
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
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蒋梦麟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喜欢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会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
梅贻琦
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你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1946），其“联大教授”部分有一类似“小引”的插页，称：
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一所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占86%（留美学生占55%），这种学术背景的高度同质，在那个特定时代，使得教授们容易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纷争。而环境的艰难，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比起教授之合作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
把这段话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
破旧的西南联大
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事隔多年，追忆逝水年华，难免夹杂个人感情色彩。可对照当初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联大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联大八年》中，“联大教授”的“小引”称：“这里收集到的关于教授报道的文字在我们是没有什么标准的。这中间差不多是每位同学描写他熟识的先生”，至于那些只开列教授履历，或者炫耀其官衔的，“我们也就只有从略”了。
除了《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先生事略》，接下来就是总共33页篇幅的《教授介绍》。作者采用“剪影”手法，虽只聊聊数语，却相当传神。这里引述若干则，以见当年学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1942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
历史系教授刘崇鋐：“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喜欢写时评，且从事民主运动：“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扭（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晋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
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有有为’了。假若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
算学系主任杨武之：“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
社会系教授费孝通：“跟同学关系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
因为是小品文字，对于这102位教授的介绍，不太涉及各自的专门学问，关注点有三：一是演讲口才，二是对待同学的态度，三为介入社会的热情。
尤其是谈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讲课效果。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
这种三言两语的“评点”，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当“学术鉴定”看待；但从行文风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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