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研究红军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为主，至于中央红军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胜利完成长征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实际上，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壮举，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情报工作的及时准确等因素之外，国民党内部军阀间的矛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则是分析国民党内部军阀间的矛盾与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关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经过宁汉战争，宁粤对立，征讨冯玉祥、阎锡山，东北易帜等角逐，驱逐了汪精卫，排斥了胡汉民，打击了桂系军阀，各个击破了冯玉祥、阎锡山，招安了张学良，最终于1928年10月，爬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宝座，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蒋介石知道，凭他的资历、声望、力量等还不足以使那些元老派、地方实力派俯首听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离间政策，又加剧了各派军阀之间的内在矛盾，这更增加了当权者发号施令的难度。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地培植心腹势力，用以消灭异己，真正掌握最高统治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各地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归顺了中央政权，但对蒋介石及其中央政权始终心怀戒意，决不允许中央政权染指地方利益。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就意味着蒋介石必然发动战争，彻底清除地方实力派。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蒋介石没有就此罢手，他积极部署军队，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西南六省是中央红军长征主要经过的地区，六省的军阀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军阀，既要笼络，又要排斥消灭。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地方军阀各个集团在红军突围、蒋介石严令堵截的形势下，意识到蒋介石一定会玩弄一箭双雕的伎俩。综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双管齐下，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而防止红军进入其统治地盘，拒阻蒋介石的渗透和吞并，则是地方军阀相应的两手。由此引来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国民党对付红军的力量，形成了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
一、陈济棠明打暗和，何键追而不击，桂系礼送出境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准备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仔细考虑了中央红军可能经过的地区情况，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防守部队为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由何键的部队防守；第三道封锁线位于湖南的宜章，由何键与陈济棠协同防守；第四道封锁线位于湘桂边境，由湘军和桂军协调防守。蒋介石希望通过这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同时控制西南地区。
于是，长征红军碰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作为独霸一方的军阀，陈济棠在反共的问题上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但是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用心，他担心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消除异己损害自己的力量，更担心蒋介石趁他与中央红军作战时，突然进入广东，自己连老巢都保不住。因此他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对策，表面上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也打上几仗，以向蒋要枪要饷，暗地里却派人同红军做试探性和谈。
1934年9月间，陈济棠派代表到江西苏区，要求与红军举行秘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分析了蒋介石和陈济棠的矛盾，提出必须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向西南突围，从江西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执行了与中共的秘密协定，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中央红军通过。一面仍装模作样地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机枪，如临大敌。同时，陈济棠又派巫剑虹的第四师运送1200箱步枪子弹给中央红军。这样，中央红军在陈济棠的暗中配合下，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薛岳不得不放弃从赣南出击迫使中央红军入粤的计划。10月2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没有堵截。中央红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胜利地通过了陈的管区，接着顺利突破了由湖南军阀何键部防御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
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打暗和”，使中央红军迅速地突破两道封锁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十分恼火，发了一封措词极为严厉的电报指责陈济棠，说他平时请饷请械很积极，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导致突围的中央红军得以再次脱险，命令他立即集中兵力27个团，在蓝山、嘉平、临武之间堵截，否则将对其严惩不贷。为应付蒋介石，陈济棠命令其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诸部，沿着宜章、临武、蓝山一线，追击中央红军，但其先头部队距离中央红军保持着一二天路程。各部追至蓝山后，即回防广东。
1934年1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全部进入湖南境内。1934年11月12日，蒋任命何键为“剿匪军”总司令，将薛岳和周浑元所部共9个师的中央军划归何键统一指挥，并与何辖下的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三部组成五路军追剿红军。
面对入境的大股红军和蒋介石的追剿命令，一贯积极反共的何键，对中央红军却采取了送客式的防堵形式，中央红军走到哪里，湘军就跟到哪里，不过始终同中央红军保持近一天的行程。这样既防止红军势力深入湖南腹地，又避免中央军以此为借口而盘踞在湖南。11月中旬，何键不顾蒋介石南昌行营10月30日下达的命令，进一步调整兵力，将在赣的嫡系部队全部撤回湖南境内，将属于西路军序列的13个师中的6个师布置在赣江两岸及赣东北，这与中央红军的突围路线南辕北辙。因而中央红军通过湘南地区时，除保安团外，几乎未遇正规湘军，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开始向湘江地区挺进，蒋介石决定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他动用了3个省（粤、湘、桂）、10个军近40万兵力（其中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蒋介石嫡系薛岳部的3个军），沿湘江150公里长的地段，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是一道天罗地网，中央红军如果强渡湘江将会遇上敌人重兵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局面。
蒋介石的这个军事部署，是很费了一番心机的：既可打击中央红军，又可使其宿敌桂系在同中央红军交战中受到严重损失，因为此次湘江战役虽涉及粤、湘、桂三省，但这第四道封锁线地处广西境内，因而广西将不得不竭尽其力。蒋、桂两派军阀矛盾极深，桂系把蒋介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桂系兵力只有3万余人，而中央红军号称10万，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识破，白崇禧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桂系的高级将领为此也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白崇禧认为中央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是路过广西，而且广西民团组织严密，可以有效阻止中央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因此桂系决定对中央红军只侧击、追击、不堵击。为了不让蒋军以追击中央红军为名而开进广西，李、白二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力量在境内外堵击中央红军，言外之意是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蒋介石为利用桂系追剿中央红军，遂回电说，除非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境内。
11月中旬中央红军逼近广西境内的湘江边时，白崇禧频繁来往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并与尾追而来的湘军达成协议，由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双方衔接。如此严密的封锁线，中央红军如果强行突破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料11月21日白崇禧突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原来21日中央红军攻占了江华，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白崇禧深恐中央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建立根据地，遂决定放弃湘江防线，“开放”桂东北通道，催促中央红军过境。
桂系军阀为了自保，使全州到兴安界道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正规军防守。而何键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将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拒绝了蒋介石要他移军南进以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反而要求已到零陵的薛岳接替桂军原来防线，薛岳却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24日）全部集中零陵后再行派遣”为理由没有执行。
桂军撤防后在兴、全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也有责任弥补。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但最后，何键终于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宁可担“抗命”之嫌。当11月23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象何键在回电中所言，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25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80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11月24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于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这就使桂北的湘江线上从11月21日至28日的7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果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蒋介石不能阻止桂系撤兵。桂北的防线出现了缺口。薛岳不服从何健的调动，使湘系军阀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地区”。这在军事上讲，对中央红军冲破包围是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仅坐失良机，还使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所指出：“本来，当11月16日我五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至11月27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60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27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
整整4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中央红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红军占领全州，并南进向红军扑来。11月29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这时，自11月26日起佯攻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红军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二、王家烈防而不打、龙云追而不堵、刘湘堵而不追
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对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贵州也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省。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就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可以说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活动，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
在西南六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最为薄弱，在蒋介石多年的分化瓦解之下，黔军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当时黔军共有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四个派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名为二十五军军长，但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仅两个师，因此收到蒋介石发来的阻截中央红军的电令时，王家烈是“防而不打、堵而不追”，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发生冲突，实在不能避免时，则主动退让，以求保住仅有的一点实力。而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为保住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以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在组织对中央红军的堵截作战时也是能拖则拖，能逃则逃。黔东南黎榕一带，如果犹国才的三团部队按时开到，则黔军在此地区的布防兵力几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那就会使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遇到极大的困难。
当各派军阀在勾心斗角时，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其后在1935年1月1日又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以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在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中央红军利用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贵州境内打了几个漂亮仗。1月2日至3日，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天险乌江。7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此时薛岳正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中央军陆续进驻贵阳，与王家烈展开地盘争夺战，对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却毫不理会。王家烈为使中央红军尽快由黔北入川，根本不敢对中央红军展开攻击作战。而薛岳一进贵阳，便开始夺取王家烈部队和贵州省的军政大权。首先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任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王家烈进出城均受到他们盘查；其次，派人收集王家烈与粤、桂、湘等省军阀反蒋活动以及各种贪赃枉法的材料，向蒋告密；第三，断绝王家烈的财政供给，不发军饷给王部；第四，对王的部属分化收买，尤其对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更是以礼相待，加以拉拢，后来何、柏在迫王下台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五，大力补充兵源，以较黔军优厚的粮饷条件将王部士兵拉拢过来。
而王家烈此时处境极为不妙，在前线屡遭红军痛击，其后方老巢又被蒋军占领。到4月中旬，红军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内的战争已近尾声，此时在蒋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蒋介石逼迫王家烈辞去了省主席与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被迫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至此，蒋介石利用追剿长征红军之机夺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
蒋介石借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两鸟”的阴谋，虽然他妄图聚歼中央红军于黔北一带的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在国民党军阀忙于勾心斗角之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依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于敌人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取得了乌江战役、四渡赤水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寻机吃掉了王家烈，国民党中央军顺利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红军时，龙云多次召集手下商讨对策，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中央红军。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孙渡率第三纵队前来“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大加称赞。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巧妙地利用敌军间隙从贵阳、龙里间通过，向西奔去，于4月15日至17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中央红军进入云南，龙云极为恐慌，因为其主力已由孙渡率领远离昆明，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入云南。此外，中央红军为掩盖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围的战略目标，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占昆明的态势。惊惶失措的龙云顾不上蒋介石所布置的“追剿”红军的任务了，4月26日，他急令紧随中央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也转向昆明集中。这样离中央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中央红军敞开。
毛泽东利用了龙云欲保地盘而对中央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当蒋介石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事务，而且还插手过问云南、贵州的军政事务。这使得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中央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至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中央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中央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
中央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红军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中央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中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缩避战，便利了中央红军北上。
因此，“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红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各自为战，又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成功地利用了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机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史实雄辩地证明，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善于把握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不能一昧死打硬拼。因此，分析总结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三集第七辑。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3-224页。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5-226页。
《四集团军总部行营通讯》（1934年11月28日），见《西窜记》第180页。
《李宗仁回忆录》第655页 。
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