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一开年就如此不平静。
病毒的阴云笼罩了每一个人，它按下了正常生活的暂停键，也拂去了新春佳节原本的祥和喜庆。对疾病的恐惧，让我们倍加珍视健康与生命，应激般地捡拾起许多业已忽视的卫生细节，也重新审视着过往的生活方式、饮食风习和环境意识。疫情像一面镜子，不仅映像了一众个体的表情，也反射出社会整体的真实面相。于是，随着对疫情的关注，我们开始讨论社会治理、权力运行、疾控制度、医疗保障、防疫措施、慈善机构、民间互助乃至中医中药。我们开始深刻地体会到“瘟疫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我们精选了15本医疗社会史的相关书籍，提供给减少出行的日子作为阅读选择。这些书涉及了从中古时期以至当代的各个历史阶段，深入探究了疾病、瘟疫、卫生、医疗与宗教、慈善、文化、政治、社会的紧密关联与复杂互动，有助于此刻身处其中的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和思考疫情。当然，15本书不可能道尽人类与疾病相伴的漫长岁月，而且所选书籍限定在中国研究的范围内，还有许多经典之作如《瘟疫与人》《疾病的隐喻》《临床医学的诞生》《枪炮、病菌与钢铁》等有待读者自行搜罗、翻阅。
作者/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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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作者：林富士，中华书局2012-7
从二世纪到六世纪，也就是东汉至隋初，中国社会至少遭遇了三十八次“大疫”的侵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疫病的阴影下生存和死亡。伴随着疫病之祸，社会也不断陷入混乱，政治动荡，战火四起，王朝频更，大一统格局走向分裂。在乱与病的艰难现实中，宗教成为了草芥小民挣扎中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由此道教与佛教兴盛起来，传统的巫觋信仰也广设祠庙与神像。对于这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或许不难理解，比如国人熟知的黄巾起义，就是起源自张角脱胎道教而创立的治病抗疫的太平道。
台湾学者林富士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深入探讨了疫病在中国中古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重点分析了宗教在“瘟疫社会”中拥有的特殊地位。不仅再现了那段历史时期“大疫肆虐”下全民恐慌的图景，更展示了在有效医疗和防疫机制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应对危机的状态与方法。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作者指出在传统社会，瘟疫大多被认为是必须全体共同“承负”的恶，没有人是唯一的祸首，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只有共同负起责任，才能消弭灾祸。对于今日再次身处疫情的我们，这无疑具有某种警示和反思意义。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作者：梁其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
虽然传统社会在处理大规模疫病上无法与如今的防治效果相比较，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彼时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体系。
学者梁其姿多年来一直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此书是她近二十年来的一份论文结集，从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系统梳理了宋元以降直至晚清的传统中国医疗观念与组织。作者为我们展示了近世中国区别与西方模式的一套医疗经验，试图证明其为后来的西医东渐提供了接受基础，并促进了西方知识与本土实践的嫁接与融合。
《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作者：梁其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在今天的疫情危机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几天来我们更是从中看到了巨大的争议和力量。在前现代中国，慈善组织同样存在，明清时期的善会及善堂就是由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与管理的慈善机构，不仅在日常和灾难中扮演着济贫扶危的角色，也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从而维护民间社会的基本秩序与文化价值。
这本《施善与教化》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历史场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探索了善堂的成因，并透过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于传统行善特色中试图窥探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同时，此书的研究也与海外汉学形成了一种对话，回应着关于中国有无“福利国家”的传统之问。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作者：余新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瘟疫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有清一朝，江南作为经济文化最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是瘟疫最为多发的地区。穿越一次次的疫情，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隐藏在历史末节的社会状况、环境生态、观念意识、社会互动。
学者余新忠的这本《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借助笔记、方志、族谱等一点一滴地发掘出曾被当作凶兆而隐讳于史书的瘟疫往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不仅延伸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也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视角和领域。
《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祝平一 编，联经出版公司2013-1
近代中国的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不断西化的过程，这种剧烈变革不只发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层面上，也渗透在对身体、疾病、医疗乃至卫生习惯、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与意识革新中，由此建立起的新式公共卫生与医疗机制又进一步参与和推动了整体的近代化发展与现代国家建立。
《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一书，从西方公卫体制输入，华人卫生体制的建立与变迁、卫生的概念与实践、卫生体制背后的物质文化、传染病的防治、卫生体制对身体与主体的形塑、健康不平等与性别等议题入手，全面呈现了包含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社会百余年卫生史。透过这条脉络，我们可以更加细微地寻觅和思索近代中国是如何迥异于传统而一路走来的。
不过此书在结集时，不知何故抹去了所有注释，虽不影响普通阅读，却实乃一大失误。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余新忠 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
这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同样透过多个方面探究了清以来的医疗卫生变革及其连带的社会转型，从民俗医疗到早期教会医院，从中西医交汇到中医存废论争，从卫生观念建立到消费主义医疗广告，从城市卫生运动到乡村医疗建设，从卫生行政初创到战时霍乱预防运动，从社会救济到国家机制，从现代性隐喻到现代政治构建，集萃了18位学者的研究视角。
不过由于所涉论文皆为学术研讨会产物，因此更偏重于课题分享，在资料使用和研究展开上点到即止，作为一般阅读尚可，深入关注则力所不逮。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作者：[美]班凯乐，译者：朱慧颖，校译：余新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
19世纪，中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鼠疫。飘摇的清末时局下，这些猛烈疫情不仅暴露和加剧了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也进一步催逼着传统帝国的革新与解体。
费正清奖得主、乔治城大学历史系主任班凯乐的名作《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资料，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几近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不仅重新呈现出灾祸降临之下的悲惨，也由此探查了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作者：[日]饭岛涉，译者：朴彦/余新忠/姜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
鼠疫的危机并未在19世纪之内终结，20世纪的中国鼠疫再次流行。与此同时，一个近代化的中国也在逐步建构与完善，对鼠疫的防控和卫生制度的建立成为民族兴衰与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
日本学者饭岛涉的《鼠疫与近代中国》，系统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鼠疫及霍乱等恶性传染病，对近代中国引入和实施卫生行政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探究了卫生制度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意义，洞悉出其背后更加宏观的政治逻辑。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同时引入了日本及其彼时殖民地台湾的经验，辨析出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不足与防疫效果的局限，并深刻揭示——现代卫生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员，使政府成功地介入社会。
《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作者：[美]罗芙芸，译者：向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0
卫生，究竟何以成为了近代中国的重要议题，又何以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指标和象征参与了民族国家的重塑、整合与建构。罗芙芸这本著名的《卫生的现代性》给出了一个详细而丰满的解释，甫一面世便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之作。
作者以天津这一近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为样本，从语义翻译、空间规划、饮水供应、粪便处理、市民身体、政治动员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展示了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之间天津城的卫生变迁，揭示了卫生如何从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变为包含了诸如国家主权、科学实验、身体净化和民族适应性等方面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主义者与现代化精英在殖民目标与救国追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连接与吊诡的“共谋”，从而完成了国民主体性的想象与确认，并使得国家权力最终得以深入公民人身和社会内部。所谓“卫生的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一座城市，也塑造了影响至今的基底性的国家形态。
《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作者：杜丽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
如果说天津作为租界所在和新兴都市，其卫生现代性更多地带有殖民色彩也相对更容易形成，那么故都北京的卫生现代性则在整体层面上具有更强烈的象征意义，也印证着这一过程的深入性。
《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从制度变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日常生活的理性化、全球化与在地化四个角度，解读了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建立和发展背后所涉及的国家与社会转型。最终，卫生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中国扎根下来，也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文化认同渗透进全民意识之中。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作者：皮国立，中华书局2019-6
西医的传入给中国传统医学带来了挑战，中医存废的争论、中西医结合的探索都是危机之下的应激表现。时至今日，这种挑战仍未止息，无论是日常的中医养生之辩，还是应对疫情的中医药效用之争，都依然受制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实践经验与临床科研的二元思维，此间的沟壑与壁垒仍未找到联通的接口。尤其此次疫情中吵得沸沸扬扬的双黄连，本质上还是与中医药之于细菌病毒的认知度与有效性相关。 如果说西医由解剖学发展而来的生理知识，中医尚且可以应付，甚至有汇通中西的可能，细菌学的传入和确立则根本动摇了中医生存的基础。在学理层面，“一病有一病之病原菌”直接挑战了中医疾病学的基础，不能知菌杀菌成为中医“落后”、“不科学”的象征；在政策层面，中医对以细菌学为基础的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甚难参与，加重了传统医学理论和技能的窄化。台湾学者皮国立所著的《近代中西医的博弈》即从中医面对细菌学的回应与变通入手，回到中西医激烈冲突的时代语境，试图找到一条从中医自身体系重新出发的思考路径。作者采取“重层医史”的方式，立足“上层”，依靠文献梳理医学“内史”脉络，梳理医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同时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兼及“下层”，呈现医学知识变迁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具体而微的影响。在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医在西医逐步占据国家卫生主权的过程中，始终努力运用自身的外感热病知识体系，构筑中医式的传染病学，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医药可以发挥的空间。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作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
中国的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患病与疗养的历史。昔日的天朝上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章法律制，不仅衰败落后、木讷羞辱取代了繁华富足与雍容自信，就连族群的人种素质也受到了怀疑和批判。“东亚病夫”的蔑称成为中国人此后一个多世纪难以摆脱的情结和阴影。这顶帽子虽然是被西方人扣上的，但其实我们自己也深深认同过，比如梁启超就曾感言：“中国病人之多，称雄世界，到处都是病夫。”这既是一种隐喻，象征国家的虚弱衰败、文化的陈旧腐朽、民众的麻木愚钝如同一个勉强喘息、枯瘦如柴的病人，也指向一个个真实存在而又没于群像的国人身体。由是，救亡图存也就变成了治疗“疾病”、培养“身体”的过程。知识精英 “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侮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 。
学者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便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形象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的另一个侧面，充分展示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借此勾勒出晚清以来中国人从“常态”变成“病态”的内在脉络，以及针对“病人”进行观察、改造和治疗的历史线索，并由此发掘出一套完整的促成了现代中国合法性之建立的身体政治与“现代传统”。
《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作者：胡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循着杨念群提出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学者胡宜将疫病政治的关注范围更具体地锁定在共和国的几十年历史，而且更侧重于乡村的卫生医疗政策与实验。 在多重内涵的交织中，医疗、乡村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送医下乡”既是一个输送医疗技术与服务的过程，也是形塑观念与习惯的过程，还是一个国家认同与合法性重建的过程； 既是一个在乡村建立医疗卫生制度实现对疾病日常关照和处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众义务增强的过程，更是一个国家权力延伸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不过，脱胎于作者博士论文的此书也暴露出某些功底上的欠缺，概念偏重，材料稍有堆砌，理论略显庞杂。
《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作者：梁其姿，译者：朱慧颖，商务印书馆2013-5
麻风，一种古老的“恐怖”疫疾，肆虐了中国大地千百年。不同于其它传染病，麻风会导致患者的容貌肢体溃烂变形，甚至变得狰狞恐怖，因此常令人闻之色变，并被高度污名化，自古以来，几乎每个社会都采用严厉的驱逐、隔离，甚至扑杀手段，将麻风病人清除出社会。
梁其姿的这本《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描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麻风病史，从概念的演进到疗法的更迭再到认知的变化，麻风始终与整个国族的社会、宗教、政治紧密相关。特别是从19世纪末起，麻风及其病人开始被置入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大背景中，对其的叙述与处理成为了贯穿晚清、民国乃至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由此，一个被视为未开化的、异域性的古老疫疾开始在“身体-国体”的想象与连接中，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隐喻。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作者：刘绍华，卫城出版2018-10
对麻风的阻击直到1950年代才终于收获有效成果，社会主义中国用30年时间成功地将麻风传染率降到万分之一以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办到的？中国的成就带给世人什么意义？
学者刘绍华的重磅作品《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 》，通过对各地麻风聚落、防治机构和四十五位资深麻风医生的探访，一砖一瓦构建起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麻风防疫史，继而深入探究了麻风防治背后国家政治、公共卫生与个人身体之间的互动纠缠。 所谓“后帝国实验”，正是用来说明社会主义中国的麻风疗法及防疫机制，深受反帝制、反西方殖民帝国等“后帝国”论述的影响。 中国扫除麻风病的过程不但延续着历史遗留的道德隠喻，同时纠缠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国族主义、阶级政治、科学主义与战后的全球主流卫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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