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诺奖周”活动，正式颁发各大诺贝尔奖项，当地时间12月8日，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在瑞典学院以波兰语发表了主题演讲，和此前一天站上这个讲台的彼得·汉德克一样，她也从母亲的故事讲起，进而阐释了自己的写作母题：“我们该如何构建我们的故事，才能使其撑起世界这伟大的星丛一般的形式？”
以下为演讲摘录：
1
我有意识经验的第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拍的。可惜照片是黑白的，也就是说好多细节都失去了，只留下灰的形状。光线柔和、湿润，像春天时节，显然是从窗户渗进来的那种光线，刚好能照亮屋子。我妈妈坐在老收音机旁，收音机带绿眼睛和两个调钮——一个调节音量，另一个调台。
这个收音机往后会是我童年难得的伙伴；从它那里我知道了宇宙的存在。旋转乌木旋钮调节天线脆弱的触角，在其所及的范围里有各种不同的电台——华沙、伦敦、卢森堡、巴黎。有时候，声音会变弱，好像在布拉格和纽约，或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天线的触角掉在了黑洞里。一旦声音变弱，颤抖就会顺着我的脊柱往下。我深信不同的太阳系和星系通过天线在跟我说话，噼啪噼啪地给我发送重要信息，而我无法解码。
当我是个小女孩时，我会看向那张照片，我确定地感到妈妈转动收音机的旋钮时，曾寻找过我。像敏锐的雷达那样，她刺透宇宙无尽的领域，试图找出我什么时候、从哪里到达。她的发型和着装（船领）显示出照片拍摄的时间，是六十年代初。
注视着画面外的某个地方，背带点拱着的她看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看照片的人感觉不到。作为孩子，我想象那是她在朝着时间注视。其实照片里没发生什么——照片拍的是一个场景，而非一个过程。里面的女性有点悲伤，好像陷入了沉思——好像有点迷失。
后来当我向她问起那悲伤——我在无数场合问起过，总是得到同一个反应——我母亲会说，她悲伤是因为我还没出生，可是她已经想我了。
“你怎么会想我，在我还没生下来的时候？”我会问。
我知道你想念的是你失去的某个人，那种渴望是失落感。
“不过换种方式也行得通，”她回答。“想念一个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
六十年代末，在波兰西部农村的某个地方，我母亲和我，也就是她的小孩，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交流，这种交流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给了我一生的力量。因为它使我的存在超越了一般的物质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和概率法则。她把我放在时间之外，放在永恒的甜蜜附近。在我孩子的脑海里，我明白了我有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多的东西。即使我说“我迷路了”，我还是会从“我是”开始——这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奇怪的一组词。
因此，一位从不信教的年轻女子——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曾经被称为灵魂的东西，从而为我提供了世界上最伟大、最温柔的叙述者。
2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未来，甚至讲述具体的当下、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也没准备好。我们缺乏语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寓言。总之，我们缺乏讲述世界故事的新方法。
我们生活在众声喧哗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实中，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多音杂音。我认为第一人称叙事是当代光谱上的一大特色，个体在其中扮演着世界主观中心的角色。以第一人称编织的故事似乎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满怀信心地读着。这类故事，当我们通过某个不同于其他的自我的视角看世界时，与叙述者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叙述者要求他的听众把自己放在他独特的位置上。
每次我去书展，我都能看到当今世界上出版的书有多少与作者本人有关。表达本能或许和其他保护我们生命的本能——它在艺术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样强烈。我们想要被关注，我们想要与众不同。“我要告诉你我的故事”，或“我要告诉你我的家庭故事”，甚至简单地说，“我要告诉你我去过哪里”，构成了当今最流行的文学体裁。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读者的体验往往是不完整和令人失望的，因为事实证明，表达作者的“自我”很难保证具有普遍性。我们所缺失的——似乎是——故事的维度，也就是寓言。因为寓言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人，但同时他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的细节，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通人”。寓言概括了我们的经验，为迥然不同的命运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我们很大程度上在观点中失掉了寓言，证明我们目前的无助。
文学市场的普遍商业化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分门别类——现在有这种或那种文学的集市和节日，各不相关，这就形成了一群渴望阅读犯罪小说、幻想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地，体裁作品就像蛋糕模子，生产极度相似的产品，它们的可预见性被视为一种美德，它们的平庸被视为一种成就。读者知道会发生什么，并确切地得到了他想要的。
我一直本能地反对这样的命令，因为这会限制作者的自由，会使我不愿实验或越界，一般来说这实际是创造的本质。而且他们完全将创作过程中的特立独行全部排除在外，没有这些怪癖，艺术便迷失了。一本好书并不需要捍卫其类属关系。
3
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由于它的本质涵盖了心灵的哲学，也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物内在的合理性与动机，揭示出他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唯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们的逻辑，分享他们的感情，体验他们的命运。
故事永远在意义周围游荡。即使它并不直接地将道理表达出来，甚至有时它形成，故意拒绝寻求意义而专注于形式或实验来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当我们阅读哪怕是最行为主义，我们也情不自禁地会问——“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有什么含义？”“它想说明什么？”“它要将我们引向何处？”
我们的思维很有可能在不断地给予百万个围绕着我们的刺激解释时，以一种故事的方式进化了，以至于我们入睡时，仍在无休止地修改它们的叙述。因此，故事是一种在时间中编织起无限量信息，打开它们向过去，现在，未来的通路，把握住它们的每一次再现，并将它们安放在因果类别中的一种方式。理智与情感都参与其中。
这也难怪，故事最早的发现之一是除了总是以恐怖与非人化的面目出现在人类面前，却也在每日的现实中引入了秩序与永恒的“命运”。
4
女士们，先生们，几十年以前，在我出生前就想念着我的母亲，在给我读童话故事。其中的一个由汉斯·克里斯丁·安德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写的，讲述了一个被扔到垃圾堆的茶壶抱怨它如何被人们残忍对待——一等它的把手破了，它立刻就被抛弃了。如果他们不是那样的要求完美，它本还可以继续为它们所用。而其他破损的东西则接着他的话，讲起了自己默默无闻的一生中真正史诗般的故事。
孩子时，我听到这些故事时总是哭地涨红了脸，因为我深信那些器具就过着与人差不多的社交生活，有着它们自己的问题与情感。碗橱里的盘子互相说着话，柜子里的刀叉勺子则组成它们自己的家庭。差不多地，动物们则是神秘、智慧，有着自我意识，靠灵魂的纽带与我们连接，与我们深度相似的造物。而河流、森林、道路同样拥有它们自己的存在——它们是丈量了我们的空间，创造了归属感的生灵，是神秘的“Raumgeist”。环绕着我们的风景也是活着的，正如太阳与月亮，所有的星辰，可见或未知的世界。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疑惑？我试着追溯那个随着那声开关打开，一切变得不同，简化，不再微妙的时刻。世界的低语消逝了，被城市的喧闹，电脑的嗡鸣，飞机飞过天空的震声，与信息汪洋令人疲竭的白噪音取而代之了。
从某刻起，我们开始片段地看待世界，通过星系之间般遥远的一小点一小点理解彼此分离的一切：医生按我们的特殊情况分别诊治，税务与为我们开车去上班的那条路铲雪也并不相干，我们的午餐和大型牧场丝毫无涉，我的新上衣和亚洲某座破旧的工厂又有什么牵扯呢。所有事与其他所有事分割开来，都单独存在，互相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使我们更轻松地处理此问题，我们提供了数字，名称标签，卡片，粗糙的塑料标识，这些标识试图使我们减少使用已经停止感知的，整体中的一小部分。
世界快死了，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不到世界正在变成事物和事件的集合，这是无生命的广阔空间，我们在茫茫而孤独的地方走来走去，在别人的决定下四处摇摆，受到无法理解的命运的束缚，一种被历史或机遇的重大力量当作玩物的感觉。我们的灵性正在消失或变得肤浅和仪式化。否则，我们只是成为简单力量——物理，社会和经济——的追随者，这些力量使我们像僵尸一样走动。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真的是僵尸。
这就是为什么我渴望另一个世界，茶壶的世界。
5
[波兰]奥尔卡·托卡尔丘克 《云游》 于是译 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痴迷于那些相互联结的结构，着迷于我们所忽视的却又偶然发现的互文，以意外的巧合或命运的交汇，螺母、螺栓、焊接接头、连接器——所有那些我在《云游》中所关注的。我迷恋着联想事实和寻求秩序。从本质上说，我相信作家的头脑应是整合的头脑，它顽强地把所有微小的碎片收集起来，试图把它们再次粘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
我们该如何写作？我们该如何构建我们的故事，才能使其撑起世界这伟大的星丛一般的形式？
当然，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通过阅读神话故事、寓言和传说了解世界，世界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得以存在。如今的故事必须得更加多维和复杂；毕竟，我们的确了解得更多，我们也意识到看似天差地别的事物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
在我看来，“蝴蝶效应”的发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对自身的有效能力、控制能力，以及自身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感抱有坚定的信念。这种时代的结束并没有剥夺人类成为建造者、征服者和发明家的能力，但它表明，现实可能比人类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且，我们人类只是这些过程中的一小部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些惊人的，有时令人惊讶的依赖关系。
我们全都——人、植物、动物和物体——浸入了一个由物理定律支配的单一空间。这个空间有它的形状，在此之中，它的物理定律塑造出无数的形式，而这些形式不间断地相互关联着。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就像江河的流域系统，一片树叶的结构就像人类的运输体系，星系的运动就像水槽放水时回旋的漩涡。社会群落的发展跟细菌群落的扩张方式也是类似的。
宏观与微观的尺度下显示出无穷的系统相似性。
我们的言语、思维和创造力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东西，而是在这个世界无休止转变过程中的另一个层次的延续。
6
我一直在想，如今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这个新型故事是普遍的、全面的、包容的，根植于自然，充满情境，同时又是可理解的。
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超越一个人沉默寡言的自我监狱，去揭示更广阔的现实世界，展示彼此之间的联系？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能够远离那些被广泛接受的、显而易见的、毫无创见的观点的中心，并设法从远离中心以外的角度看待问题？
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他自然不会只是语法结构的搭建者，而是能够成功囊括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有能力跨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得更多，视野更广，忘却时间概念。我认为这样的叙述者是可能存在的。
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经中，谁是讲故事的人？是谁大声呼喊“太初有道”？谁是那个叙述者？那个描述了世界的创造的人：第一天，当混乱从秩序中被分离出来。那个追随宇宙起源发展的人，那个明白上帝思想，知道上帝怀疑，并坚定地记录下这惊人的语句的人：“上帝承认这是好事。”那个人是谁呢？谁又知道上帝在想什么呢？
抛开所有神学疑问，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神秘、温柔的叙述者形象是不可思议并意义重大的。他形成一个立点，提供了一个可以看到任何事物的角度。这种众览万物的角度意味着认可一个最终事实，那就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将相互连接为一个整体，即使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是未知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地讲述故事，用这种方式激发读者脑海中形成整体感，促使读者形成将片段整合成整体的能力，以及从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导整个星丛的能力。要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去清楚表明每个人与每件事都沉浸在一个共同概念中，而在星球的每一次转动中，我们都在脑海中细心刻画着这个共同概念。
毫无疑问，一个天才即将出现，他将能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会适应一切基本事物。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一定会改变我们，我们将摒弃那些陈旧狭隘的观点，向新的观点敞开怀抱，事实上，这些新观点一直存在于某处，但我们却一直视而不见。
7
我写小说，但我的小说从来不是纯粹的虚构。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必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切，我得让书中所有出现的生物和物体穿透我，包括所有属于人类和超越人类的一切，以及所有鲜活着但并未赋予生命的一切。我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细细审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在内心将他们人格化、个性化。
这就是温柔的目的——因为温柔是拟人化的艺术，是分享感受的艺术，由此无限地发现同感之处。编写故事意味着赋予物体生命，赋予世界微小碎片以存在感，正是这些碎片映照着人类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温柔让与之有关的一切个性化，让这些事物有发出声音的可能，有生存空间和时间的可能，有被表达的可能。多亏了温柔，茶壶才开始说话。
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这是小说的基本心理机制。感谢这个神奇的工具，这是人类最复杂的交流方式，让我们的经验能够穿越时间，达到那些还未出生的人，有一天他们会转向这些被我们写下的文字，阅读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时常怀着内疚和羞愧的心情想到他们。
在气候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我们正试图找到我们的道路，也急于通过拯救世界来抵挡这些危机，但这些危机并非是凭空出现的。我们时常忘记，这些危机并非仅仅是命运或天数的捉弄，而是特定行动和决策下的结果——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涉及到世界整体（包括宗教在内）的行为决策。贪婪、不尊重自然、自私、缺乏想象力、无休止的竞争和丧失责任感，这些已使世界沦落为一个物体，可以被切成碎片，被耗尽，被毁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讲述一些故事，仿佛世界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完整的实体，不断在我们眼前成型，仿佛我们就是其中一个个微小但强大的组成部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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