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芝加哥大学为弗朗西斯•福山办了一场关于国际关系的讲座。时年36岁的福山刚好处于事业变动期，此前他在加州圣塔莫尼卡市的智库兰德公司担任苏联外交政策专家，而不久后他将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履新担任政策规划司副司长。
彼时正是谈论国际关系的好机会，对专门研究苏联的学者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88年12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宣布，苏联将不再干涉东欧卫星国的事务。这些国家从此可以走向民主。这标志着冷战开始进入尾声。
在兰德公司时，福山的工作是对苏联的具体政策进行剖析。而在芝加哥演讲时，他则允许自己思考更宏大的主题。那场讲座引起了欧文•哈里斯的注意，后者在华盛顿一本名为《国家利益》的期刊担任编辑。哈里斯提出将讲稿发表出来，于是1989年夏天这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问世，一举改变了美国外交界。
1990年的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的论点是，随着苏联行将就木，除自由主义之外的最后一种意识形态选项已被否决。此前法西斯主义已在二战中被剿灭，如今共产主义正在从内部瓦解。中国等国家虽仍自称信仰共产主义，但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在迈向自由主义秩序。
因此他认为，如果把历史看作自由主义制度（即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和消费主义文化）普世化的进程，那也许可以说历史已经实现了其目标。当然，世界仍不时会遭遇这样那样的事件，或许小国还会因族群和宗教关系紧张而滋生有违自由主义的思想。但福山阐释道：“即便阿尔巴尼亚或布基纳法索的人迸发了什么奇怪的念头，也不重要，”福山解释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人类共通的意识形态遗产。”
福山在书中说，黑格尔曾预想过这样一个时刻，完全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形态将获得胜利。而今随着共产主义被征服，主要大国向单一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趋同，黑格尔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共同市场化”，世界将达到自我平衡的稳定状态。
即便在众多不入流的杂志当中，《国家利益》也只是个小角色。1985年，它由新保守主义领军任务欧文•克里斯托尔创办，到1989年发行量只有6000本。出了专门研究苏联的学者圈，几乎没人知道福山这个名字，也没人考虑过末世终结论。但“历史终结论”仍然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赏识，詹姆斯•阿特拉斯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了关于福山的简介，他的文章在英国和法国引发辩论，并被翻译包括日语和冰岛语在内的各种语言。部分人对《历史的终结？》一文持否定态度；而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着怀疑。但出于某种原因，“历史终结论”还是成功挤入了后冷战时期的思想领域，并一直延续下来。
“历史终结论”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之一是福山真的很走运。他抢占了大约六个月的先机——其文章问世时，捷克斯洛伐克尚未爆发天鹅绒革命，柏林墙也要待到当年11月才会被拆除。福山认为当时的趋势必将延续下去，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样的赌注风险极高。
当时有许多事件都可能导致戈尔巴乔夫的承诺无法兑现，比如苏联内部的政治抵抗，东欧傀儡政权拒绝放弃权力，或者美国打错了手牌。但欧洲的事态发展基本符合福山的预测，而且苏联还于1991年12月26日自行投票解体。冷战真的结束了。
亚洲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遵循福山预测的轨迹。福山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中国，而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也并未影响人们对文章的接受度。尽管许多人当时就认为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自由民主国家今后必须应付的强大对手，但在最初回应福山的几篇文章里，几乎没人提及中国。因此《历史的终结？》一文难免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福山的文章里有个充满魅惑力的转折。他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终结之后人类的生活或许是可悲的。因为当一切政治追求都是为了“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满足消费者复杂的需求”（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追忆当初为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这段充满臆测的华丽辞藻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向年轻时的自己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如果你心中确信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统统成为了现实，你会更幸福吗？”无论何时，这永远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福山的文章之所以广受关注，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刚接任的副司长职位有关。1947年，乔治•凯南创建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并担任首任司长。同年7月，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以X为笔名发表了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当媒体了解X作者的真实身份后，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官方声明。
1989年乔治·凯南就美苏关系的未来发表看法
《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根据该主张，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将苏联围堵在势力范围之内。凯南认为，美国不需要干预苏联内部事务，共产主义必然会因为效率低下而自行崩溃。四十年后，当《历史的终结？》一文问世时，它似乎映证了这个预测。1989年4月，当85岁的凯南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宣布冷战结束时，所有人都起立为他鼓掌。因此可以说福山的文章为凯南做了绝佳的跋文。
凯南自己不会写下这样的跋文。遏制是一种现实主义学说。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抛弃感情色彩，冷静衡量自身利益，而不要遵循道德原则，也不要相信各国能在“利益上取得和谐”。对于凯南而言，无论苏联在自己内部做什么，美国都毫不关心，唯一重要的是制止共产主义扩张。
顾名思义，《国家利益》是一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期刊。但福山文章的前提是，各个国家能够在利益上取得和谐，朝着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趋同式发展有利于所有国家。在现实主义的构想中，各国之间永远在相互竞争；福山说这种情况未来不会再出现了。他仿佛对冷战现实主义者致以告别演说：你们的使命虽然本身存在哲学缺陷，但如今它已经达成了。所以现在这群人就要失业了。后来，欧文•哈里斯表示：“弗朗西斯认为，当时的趋势表明现实政治走到了尽头。”他当初刊登福山的文章时，一定觉得很挠心。
29年过去了，现实主义者似乎并没有离去，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留了几手。事实证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后顾之虞并没有消除。（消费主义目前暂时还是安全的。）世界上仿佛有某种厌恶自由主义的势力，在努力为自由主义制度的存续制造威胁。
福山认为他知道这股势力究竟什么，他的新书题目《身份：尊严需求和怨恨政治》总结了他的答案。福山说，人们要求获得承认是一条“主线概念”，它能够解释当今人们对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所有不满：普京、本•拉登、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MeToo运动、同性婚姻、“伊斯兰国”、英国退欧、欧洲民族主义回潮、反移民政治运动、校园身份政治以及特朗普的当选。它还能解释新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以及路德、卢梭、康德、尼采、弗洛伊德和波伏娃的思想。哦，据说一切要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说起。福山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内覆盖了以上所有内容。他是怎么做到的？
实际上他做的并不好。福山的部分问题在于对波伏娃和弗洛伊德等人物的误解；另一些问题来自将卢梭、尼采等人复杂的思想简化为单一的哲学观点。但他的主要问题还是来自一种麻木得令人惊诧的假设——这个麻木得令人惊诧的假设也贯穿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即西方思想是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在整本书中，福山试图把普京纳入一种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相同的分析范式当中，并将二者同样追溯到马丁•路德，这是十分牵强的。这算是旧书新论的典型：从鲜有人问津的故纸堆里挑出几页折成纸娃娃，再把它们串起来仿佛就成了历史。福山是个聪明人，但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把这个歪理说通。
1988年里根在戈尔巴乔夫陪同下参观红场
为什么人们对获得承认的渴望——或福山笔下的“身份政治”——是对自由主义的威胁？因为经济改革和程序改革都无法满足这种的需求。无论你拥有与其他人等量的财富，还是拥有均等的获取财富的机会，都不能代替尊重。福山认为，许多政治运动看似是在追求法律和经济平等地位——例如，同性恋婚姻和＃MeToo运动——其本质都是追求承认和尊重。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的妇女认为自己的尊严遭到了侵犯，社会并没有将她们视为完整的人来对待。
福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找到一个希腊词汇thymos（意气、血气，希腊语θυμός，英文又作thumos），来命名这种对获取承认的渴望。他写道，thymos是“人的天性中普世的、永存的一面。”在《理想国》一书中，thymos有别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的另外两个部分：理性和欲望。 我们和动物都有欲望；理性是人之为人的区别，而thymos则介于两者之间。
Thymos这个词有许多种意思。有人将其翻译为“激情”，有人将其翻译为“精神”，即“很有精神”的精神。福山将thymos定义为“产生价值判断之所在”（the seat of judgments of worth）。这似乎是对语义的过度解读。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thymos与儿童和狗联系在一起，这些个体的反应需要得到理性的控制。这个词通常用来指我们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时的那种本能反应——我们怒发冲冠；自尊自爱的心理爆棚；高声示警；产生过激反应。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将灵魂划分为三个部分，以便为其想象中的理想国公民分配角色。欲望是平民的主要属性，意气/血气/激情属于战士，理性属于哲人王。《理想国》是哲学，而不是认知科学。然而福山不但全盘接受了柏拉图的启发探索，并且将其应用到生物层面。他引用在黑猩猩身上做的科学研究（在苏格拉底眼里，黑猩猩显然算是一种动物，但这不重要了），写道：“今天我们知道骄傲和自尊的感觉与大脑中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水平有关。”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许多情感与5-羟色胺的水平变化相关。事实上，我们体验到的每一种情感，不管是欲望、愤怒、抑郁还是恼怒，都会导致大脑化学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的意识就是这样形成的。从学术的角度看，福山的论断“人类对地位的欲望（megalothymia）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生理构造当中”，与通过手相观测人生吉凶并无差别，都属于瞎编乱造。
福山之所以打出这个套路，是因为他想复制《历史的终结？》一文的辉煌，把人类对获得承认的渴望普世化，就像当初他对自由主义做的那样。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性质上将普京赖以崛起的社会情感与某位妇女抱怨性别歧视限制自身潜力的个人情感等同起来，即便前者规模远远大于后者。这个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她需要5-羟色胺；同样，俄罗斯人也需要5-羟色胺。
福山将人类对获得承认的渴望看作自由主义的威胁，却未对各种身份政治加以区分
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人类完全认识自我、掌控自我，当生命彻底变得理性而透明之后，历史才会走向终结。理性和透明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按道理说，理性和透明本应该决定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的有效性，因为人们既然理解了体制的工作原理，就应该做出理性的选择。
但麻烦在于，thymos不是理性的。人们为了获得承认，不仅愿意牺牲世间的益处，甚至愿意牺牲生命。但死亡并不是理性的选择。福山因此得出结论：“人类心理比简单化的经济模型要复杂许多。”
不过话说回来，理性的经济行为模式似乎一向没什么解释力。人类本来就有神经质的一面，不过这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一切能使人类为之神经质的事物中，金钱几乎排在首要位置。人们囤积钱财，挥霍财富，可以为之嫁娶，也可以为之杀戮。不知道经济学家读不读小说？从简•奥斯汀到巴尔扎克到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几乎每一本现实主义小说都在刻画人们在金钱面前的丑态。自由市场没有给这个现象带来丝毫改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们更加疯狂。
金钱如是，人生中许多其他东西也是如此。那种把理性视为超乎需求、欲望、焦虑和迷信而独立运行的人类某种固有的心智，是非常柏拉图主义的观念。比方说现在你要做出决定，到底是继续读这篇文章，还是翻开漫画配文大赛的页面（译者注：《纽约客》杂志的一个固定栏目）。你做这个决定到底动用了哪部分心智？又是哪部分心智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特朗普？你怎么分辨？
福山今天提出“身份”，可以看作是他对《历史的终结？》一文立场的矫正。他认为，阻挡普世性自由主义的，不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意气”。自由主义仍然是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理想状态，但它需要不辞麻烦去寻找方法来容纳并中和人们对获得承认的渴望。福山的两难困境奇怪之处，从历史终结论的哲学源头来看，获取承认不能算是一个问题。承认是一种方式。
这个源头不是黑格尔。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里清楚地写道，他采用了其名不彰的思想探索者亚历山大•科耶夫1930年代对黑格尔的解读。至于科耶夫的思想是如何在50年之后进入华盛顿的政策杂志的，这仿佛是一场思想界的击鼓传花游戏。
科耶夫1902年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富足家庭。他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侄子。科耶夫才智惊人，18岁时便已熟练掌握俄语、德语、法语、英语，还能读懂拉丁文。后来，他为了研究佛教又学习了梵文、中文和藏文。1918年他由于涉嫌黑市交易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和一名朋友偷偷穿越苏联国界去了波兰，结果又被当作间谍关押了一段时间。在波兰当局的建议下，科耶夫又来到了德国，一面在海德堡拜卡尔•雅思贝尔斯为哲学导师，一面在柏林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1926年，他搬到了巴黎，一面挥金如土，一面写量子力学论文。
科耶夫用自己继承的遗产投资了生产乐芝牛奶酪的法国公司，但股市大崩溃使他亏得精光。1933年，他为了挣钱，应邀去法国高等研究学院主持一场关于黑格尔的研讨会。后来学校为他开了这门课，他一讲就是六年。
在周围的人眼里，科耶夫仿佛是个魔术师。他讲黑格尔只讲一篇文本，即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他一般先用德语大声朗读（当时这本书尚未被翻译成法语），然后操着斯拉夫口音的法语即兴发表评论。大家都觉得他雄辩、聪慧、充满魅力。这个班只收20来个学生，但产生了许多未来的杰出思想家，包括汉娜•阿伦特、雅克•拉康等。
从俄国富家子弟成为欧盟奠基人的科耶夫
对科耶夫而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就是“承认”。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这样才有自我意识，才能知道自己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体。科耶夫认为，人是有欲望的，人希望得到他人欲求之物，或获取他人的欲望。他写道：“人类历史就是欲之所欲的历史。（human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desired desires.）”然而，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中，有胜者也有败者，这使问题变得复杂。黑格尔分别称这两种人为主仆，科耶夫则把他们叫作主奴。主人获得了奴隶的承认，但他的满足感是空虚的，因为他反过来不承认奴隶是人。奴隶得不到主人的承认，必须以其他方式获得承认。
科耶夫认为，奴隶获得承认的另一种途径便是劳动。奴隶通过工作将自然世界改造为人类世界，并以此获得自我意识。但奴隶最初之所以被驱使到劳动岗位上，是因为主人拒绝承认他。这套“主奴辩证”便是人类历史的发动机，当主奴消失，所有人都平等地获得承认的时候，人类历史便终结了。
马克思借鉴了这种思想，把历史描述为阶级斗争史。这种斗争同样有胜者和败者，在通往最终阶段之前，世界要经历一场有产者（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主义被推翻，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这场斗争都会进行下去。科耶夫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930年代听他讲课的人都明白，这才是他评论黑格尔的潜台词。无论是共产主义语境里的平等，还是自由主义语境里的平等，历史的目标是让所有人平等地获得承认。这样一来，人们不再会打着威严和自尊的旗号相互杀伐，生命或许将变得无聊。
二战结束后，科耶夫的讲稿《黑格尔导读》出版，该书在法国多次再版。那时候，他已不再教书，成为了法国经济部的一名官员，并暗中对《关贸总协定》的缔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即欧盟前身）的诞生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说，欧洲走向共同市场化与他密不可分。当时的他特别喜欢说自己正在主导历史的终结。
1953年，科耶夫在巴黎的经济部办公室里接见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艾伦•布鲁姆（安排这场见面的人可能是流亡美国的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时长期与科耶夫保持书信往来）。布鲁姆后来表示：“我简直被迷住了。”他拜科耶夫为师，一直持续到科耶夫1968年去世。1969年，布鲁姆安排出版了《黑格尔导读》的英语版，并为其作序言。他当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1970年，福山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新生。他进入了遴选严格的特柳赖德学院，布鲁姆正好也住在这里。福山选修了布鲁姆主讲的希腊哲学课程，两人常常“一同进餐并不分昼夜地探讨哲学问题。”
血气方刚的阿喀琉斯为获得历史承认选择了战死，他后来在阴间说：“宁愿人间为奴，不愿阴间为王”
那是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一年。他不满校方对非裔学生武装占领校舍的处理方式，愤而辞职。福山1974年毕业，拿到了古典文学学士文凭。他在耶鲁和巴黎对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番短暂的探索，很快转向政治学并获得了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颁发的博士学位。他于1979年毕业并进入兰德公司。
那时候布鲁姆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教授。1982年，他在威廉•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期刊《国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高等教育现状的文章。他认为高等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在友人索尔•贝娄的鼓励下，把那篇文章拓展成了一本书，也就是《美国精神的封闭》。该书于1987年2月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它掀起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一直持续至今。
《美国精神的封闭》试图通过重读经典文本来解释文化相对论的兴起——这正是布鲁姆眼中美国高等教育的祸根所在。出版公司根本没有料到这本书会卖得很好。据说当年签下这本书的编辑欧文•格莱克斯转岗去自由出版社的时候，有人建议他把布鲁姆的书带过去，但他拒绝了。
这意味着格莱克斯错过了当年出版界的神话。尽管一开始起步很慢，但《美国精神的封闭》还是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霸占榜首长达两个半月之久。截至1988年3月，这本书的精装版光在美国本土就卖出了100万册。布鲁姆一夜之间成了富翁。
1989年2月，向福山发出国际关系讲座邀请的，正是布鲁姆和芝加哥大学的另一名教授纳丹•塔科维。要不是福山当年总琢磨国际关系，他讲座的话题很可能是科耶夫。
那年夏天，当《国家利益》杂志刊登《历史的终结？》一文时，布鲁姆成了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明星。他和另外五名学者为福山的文章专门写了回应，《国家利益》把他的评论放在首位。布鲁姆夸赞福山的文章“大胆而才华横溢”。编辑格莱克斯或许察觉到了学界的风向，出价60万美元请福山把文章拓展成书。1992年，自由出版社推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这本书很畅销，但并不是现象级的畅销书，也许是因为冷战结束带给人们的兴奋感已经减退。福山写这本书花了不少时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不是那篇杂志文章的加强版，而是就文章引出的问题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其中一个问题便是“thymos”，它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实际上，福山新作《身份：尊严需求和怨恨政治》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重复他早就说过的话。
除了科耶夫，另外一些作者也强调人类获取承认的重要性。同样是在1989年，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出版了著作《自我的根源》，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即现代的自我观念包含着一种从荣誉到尊严的文化转移——前者只属于少数人，后者则为所有人所渴求。1992年，泰勒在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其论证方式与福山的《身份》一书十分接近。（泰勒也是黑格尔专家。）
福山表示，身份政治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右翼人士夸大了政治正确的泛滥程度以及矫正歧视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效果。同时，他也认为左翼人士太过执迷于文化政治和身份认同政治，放弃了社会政策。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福山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建议。
福山对自由主义者为容纳多元社会而提出的典型解决方案——比如多元主义（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毫无兴趣。比如，泰勒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省人保护法语文化的权利。福山承认，人们需要国家身份认同，不论它来自民族还是来自信条；但除此以外他仍然坚持同化主义和普世主义。他想抹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而不是保护这种差异。福山认为移民应该通过义务兵役等更有意义的途径获得公民地位。
不幸的是，福山的新作完全建立在史学史的主张上。在《大断裂》（1999年）、《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年）等其他著作中，福山曾对文明差异加以区分，并靠经验数据来解释社会趋势。但thymos这个概念实在过于笨拙，无法作为帮助人们理解当代政治的工具。
通过血性、承认与尊严解释当代社会，无异于手相政治学
在强调身份政治的人当中，有的人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最终变得无关紧要，比如#MeToo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倡议者；有的人希望维护差异，比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英国脱欧派和民族分裂主义者。对于这两种人，我们是否应该加以区别？ 那又应当如何看待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又不是移民，却因墨西哥移民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在那些为了争取公民权利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当中，既有非裔美国人也有美国白人。苏格拉底会怎样界定这种行为？他们的thymos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吗？
另外，我们或许应该用黑格尔和科耶夫的辩证历史观来取代线性历史观，即假设“若当前趋势持续”历史将朝着某种稳态平稳进步的观念。当前的趋势往往不会持续下去，而会引发反作用并促使社会重新洗牌。同一种身份，今天人们可能竞相拥抱它，明天我们的后代却想极力逃离它。在终结之前，历史要经历反复的颠扑，因此极难书写、极难预料，除非靠碰运气。【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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