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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传记文学,无米不必强作炊

时间:2018-01-20 21:38:46|来源:星岛环球网|点击量:12370

同窗来信提及,北京某出版社邀他撰写蔡琰传记——他研究文学史在两汉魏晋这一段,建树昭昭。可是信里说:“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25万~40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因而他委婉、坚定地辞谢,虽然主持此书出版的属一权威部门,若在别人,或唯恐求之不得。

我很欣赏这位学兄的明智、不计名利,蔡琰的材料少到如此程度,何能为少米之炊?策划这套规模宏大的名人传记丛书的消息早有所闻,他们大力度广揽才俊。本可寄“丛书”以厚望,但从学兄这一例看来,不免有杞人之忧。“丛书”所列拟写的百余位传主,绝大多数属于古代文化大家,近、现代入选的仅蔡元培等不足十人。每本传记都要求篇幅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完成起来谈何容易。即使下限的二十五万,哪怕再打个折扣,十七八万吧,材料不足支撑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几乎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的字数。看丛书征约著者的启示,有作家有专家,好像尤其瞩目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想来主事者敢有此豪迈壮举,也许正指望作家们的生花妙笔。

五四以后的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他们立传却是别有其难处。较之古人自然不虞无米,但所存史料泡沫亦多,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非专门研究的学者,取舍上实在颇为费力的。譬如俨然成为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生不娶,此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欲与浦熙修结成良缘,只是碍于政治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隔行如我,读来感到相当平实可信了,不意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多处“不尽准确”。他人回忆不足全信,本人自述也难说事事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但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随即取下书柜里的《胡适来往书信集》,其中就收录了两封冰心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可见采用传主本人自述也不可不持几分谨慎。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或非说谎,追究原由,两人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极少,少到冰心记忆里了无痕印。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感叹过中国最为缺乏传记文学,而今传记的出版却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今日传记作者不乏倚马可待的快手,由此传记作品如三月飞絮。只是快得过头,天马行空,戏说无边。目睹快手们的迅疾和文采,严谨学者往往为出版商敬而远之,迅疾较之严谨,出版商宁愿取前舍后。如此丰收的传记作品,所纪传主生平总叫人不大放心。只要看出其中有几段信口或传讹,其他未必失真的记叙也就不得不将信将疑。

学界前些年舶来“新历史主义”,有人拿来替胡编乱造的传记作品鸣锣开道。他们以“所谓的‘历史真相’都是建构出来的”说法为由,声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我们之外、可以让我们去‘依据’的‘史料’”。甚至虚无地发问:“今天还有谁会去相信日记、书信、备忘录、照片、报纸、档案等等所谓的第一手史料是‘原始’史料?”这般延伸“新历史主义”涵义,恐怕并非西方那个“主义”的本意。人家旨在说明历史描述的局限,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的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都是宏观而言,不应作拒绝追求相对真理、逼近具体史实的盾牌。还是有真理,还是有历史。大家熟悉胡适的著名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比喻竟常被误解为可以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打扮、任人揉捏,“任人”仅为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必须是姑娘、是面团,不容他人他物替换。姑娘、面团即是历史,即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其如何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传记而小说,令人好生费解。传记本属历史范畴,小说则归虚构性文学体裁,前者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述,后者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两者如何能够融合一体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一九三四年初春在燕京大学演讲《中国的传记文学》,他演讲这个题目似非首次。又鼓动梁士诒、蔡元培、熊希龄他们都来写自传,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起初“自述”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欲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这样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然而,终究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无奈放弃了继续尝试,还是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既要记述真实人生,又要虚虚假假,此类传记作品必会无事生非。凌叔华的在伦敦出版的英文作品《古韵》,取材于她那非同寻常的高门巨族生活,汉译回大陆深受喜爱。作者原是当它小说写的(英文成书之前部分章节曾以几篇中文小说发表在国内),读者以至学者,常当她的自传阅读,原是虚构的人物关系,却误作史料,著作和论文多有引用引证,给凌叔华研究增添了不该有的混淆。民国时期女性作家多爱取材自身经历创作长篇小说,于是自传体小说名目应运而生。苏雪林的《棘心》、杨刚的《挑战》、王莹的《宝姑》、苏青的《结婚十年》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直至近年问世的张爱玲《小团圆》,其实都当不得女作家生平的依据。

传记文学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当做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虚构内容,编造情节。此乃大大的误解或曲解。有人还抬出《史记》作范例。司马迁著史,确实掺入不少显然非现实的记叙。然汉魏时代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于今人,史学观念、写作观念亦不同于今世。以先秦之古远,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掺和在一起入史书,是寻常事,当今史著不宜泥古。又有人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足为训。不能因为它成名著而忽略它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读者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实在步入歧途。要明白,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被迫付出多大辛劳去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它的成功,只能说是小说的成功,决非史传的成功。史学家为纠正其“虚”恐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

传记文学或文学传记,望文生义,以文学笔法立传,或以传主人生素材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传记既为传记,真实乃文学性驰骋的不可逾越的边线,无论如何应该杜绝虚构。若求再现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却史料欠缺,似乎不得不虚构,此虚构概念不妨以“拟实”代之。两者大有区别的,虚构容易误解成允许无中生有。“拟实”迥然不同,它是发生过的史实,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或粗疏,作者必须予以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摹写,复原再现。绝非《三国志》里“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变为《三国演义》数千言的“三顾茅庐”。假设,史料记有某传主春季天晴去过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万不可信口成了去庐山,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打个擦边球吧。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不失实地“拟实”。

关于传记文学的文学性,理应有专题探讨。目前传记写作滥用、误用文学性旗号,探讨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可是一时没能想清楚想深刻,先此打住,以期高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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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 / 刘钊

  • 审核 / 朱洵 平筠
  • 终审 / 张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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