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 刘志伟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2800年前春秋时期典籍《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随后，约2200年前西汉初年典籍《礼记》又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近代学者孙诒让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原是指称国家一级的学校。唐代以降，历代学者开办学馆、书院，其中一些学者进而将其称作“国学”，“国学”的涵义随之演变为古代学馆、书院所传授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因此，人们当今所谓“国学”，也就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形成、发展和延续至今的传统学术文化。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大量涉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从政为官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对历朝历代为政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十分丰富而系统的治国理政学说和从政为官理论，成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获取政治智慧、吸收道德滋养、塑造人格魅力、形成领导风格的重要精神来源，成为每一个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理论宝库。近代学者邓实曾经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一、素质修炼：为政之道的器、识、见
素质，原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指人的先天生理解剖特点，主要指神经系统、脑的特性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它是心理活动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各门学科对素质的解释不同，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素质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作基础，以其自然属性为基本前提的。换言之，个体生理、心理成熟水平的不同决定着个体素质的差异。然而，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与发展水平，人的心理活动是在遗传素质与环境教育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人的素质一旦形成，就具有内在的和相对稳定的特征。那么，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具备和修炼哪些素质呢？对此，国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智慧与深刻启迪。择其大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器”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首要素质。器，即为政者的胸襟、度量。早在3000年前，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周文王就指出，为政者的胸襟与度量决定了其事业大小与成败，他在《周易》中说：“器有大焉，高天厚地。唯其能容，容而不盈，故见其大。”正如中国古代圣贤所言：故大器者，厚载万物，有所用也；兼纳百川，有所容也；为绳墨校，有所正也。由此可见，所谓“器”、“大器”，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广的胸襟与度量。换言之，也就是为政者是否具有“宽容”的素质。
所谓宽容，首先，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宽容”他人之短、他人之过；其次，就是要求为政者能够“容纳”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古人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从人性角度而言，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每个人都可能出错误，为政者不应该求全责备；从人的差别性角度而言，大千世界，各色人等，知识、智慧、能力、素养、性格千差万别，为政者不能要求他人办事一个水准；人们信息掌握不对称、认识水平不一致、思维角度不同一，为政者也不能要求他人完全事如己愿。否则，为政者只能做孤家寡人，正如古人所谓：“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
宽容也是为政者能办事、办成事的必备素质。2500多年前，学生子贡曾经问老师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人们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回答：“那就是‘恕’！”所谓“恕”，也就是对他人要宽容之意。蔺相如对廉颇的宽容，成就了“将相和”的佳话；鲍叔牙对管仲的宽容，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壮举；李世民对魏征的宽容，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泰山不辞杯土，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是宽容，成就了山的高大；还是宽容，成就了海的辽阔。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刘邦之所以能够推翻秦王朝，战胜楚霸王，就是因为胸怀宽阔，能够容纳各种人才。在他的麾下，樊哙以屠狗为业，郦食其是混迹乡里的酒徒，周勃是编织养蚕器具的工匠和举办丧事的吹鼓手，陈平是乡里的贫寒子弟，张良是沦落为刺客的贵族后裔，韩信是有“胯下之辱”的乞丐，萧何是沛县狱吏。相反，项羽气度狭窄，仅有一名谋士范增，还不能见容，结果霸王别姬，自刎乌江。
宽容还是一剂良药，它能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安徽省桐城市老城区西南角，现今有一个名叫“六尺巷”的普普通通小巷子。然而，这个长约100米、宽约2米的普通小巷，历史上却有着一段不普通的故事。原来这个“六尺巷”，曾是清朝康熙年间官至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府邸，鹅卵石路面,小巷的一边为“宰相府”张宅,另一边为吴家的普通民居。据《桐城县志略》记载,张英在北京朝廷担任宰相时,其家人和吴姓邻居因建房占地闹起了纠纷,两家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张家人便给在朝廷当大官的张英写信讲了此事,期待他出面干涉。张英看信后,没有倚仗自己的官威欺压邻居,而是回信赋诗一首劝解道：“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看完,便主动让出三尺空地。邻居吴家深受感动,也将墙退回三尺,两家和好如初,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至今传为美谈。
第二，“识”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素质。识，即为政者的知识，这是每个为政者胜任治国理政使命的基本素质，正如《周易》所言：“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而所谓“知识”，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 所谓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经过学习所获得的理论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学识”； 所谓直接知识，通常是人们通过亲身参加社会活动所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见识”。
知识，作为每个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素质，中国自古人们就既强调间接知识，要求为政者热爱学习和善于学习，注意将学识的深度与学识的广度结合起来，刻苦学习，永不自满，努力做一个“饱学之士”；中国自古人们更加强调直接知识，要求为政者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要求为政者善于打通学识与见识之间的壁垒，努力做一个“善行之人”。
学识、间接知识，我国古人称之为“知”；见识、直接知识，我国古人称之为“行”。有关“知”与“行”二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即所谓“知行观”，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史始终的一个论题。早在隋唐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和比较问题就已被突出和强调；宋代以降延续到明清时期，更成为中国历代哲学家讨论的重要范畴。从中国古代圣哲孔子开始，就既重视“学”——间接知识，又重视“习”——直接知识。因此，“学”与“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绝不可二者偏废。我国明朝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王阳明强调了“知行合一”的观点，清代著名思想家王船山一脉相承，始终反对“离行以为知”的认识论，始终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的思想。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了“行”在人们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曾经明确指出“知不必兼行，而行必兼知。”王船山以“知源于行”、“力行而后有真知”为根据，进而又论证“行”是“知”的基础和动力，“行”包括“知”和统率“知”。
综观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文明成果，都是在亲身经历、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果。早在我国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不器”的论断，明确指出，“君子”应该多见才能识广，绝不可像各适其用的器皿而见识局狭。唐代诗人李白如果没有穿行陡峭和险奇的剑阁蜀道、长江三峡，写不出《蜀道难》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绝佳诗作；唐代诗人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的生活苦难，写不出《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绝佳诗作。
古人言：“事事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为政者而言，间接知识固然重要，因为，人们不可能凡事亲历亲为，为政者提高自身才干能力离不开学习他人经验、理论和思想这一途径。然而，正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政者更应该重视从亲身实践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直接知识。清朝著名政治家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直接知识的积累与历练，一再告诫自己的亲属子女和门生故吏要“见多才能识广”，他在京城为官10年期间，三度回乡省亲，都有意识地考察了解沿途民情民意、山川形胜、经济物产，积累自己的“见识”。要而言之，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知识实现了知识与实践的统一。众所周知，知识是人类对事物和事物运动的认识，即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实践是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即指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一切有意识的活动。二者既有着鲜明的区别，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而人类的一切实践，如果要想达到预期目的，都离不开知识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间接
知识是他人实践的成果，那么，直接知识则是自己社会实践的成果。直接知识对于为政者而言，不仅完成了“实践”向“知识”的飞跃，而且，同时也实现了“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即人们常常所说的——既能言之，又能行之。实际上，“知行合一”、善做善成才是真懂、真知！
二是直接知识内容更加鲜活、记忆更加牢固、运用更加自如。对于一个为政者而言，由于直接知识源自于自身亲身经历，因而，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方方面面就有更加深切的认识和了解，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本质规律就有更加深切的情感和体认，对于这一事物和事物运动关节和要害就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和把握，也就自然记忆更加深刻、运用更加自如。因此，古今中外许多著名思想家在“知”与“行”的问题上，虽然都突出强调了二者的重要性，但又绝不将二者“平分秋色”，更不是重“知”而轻“行”，往往都是更加重视和强调“行”。
第三，“见”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素质。见，即为政者的眼光、视角。所谓眼光、视角，曾国藩曾经指出，那就是要求为政者识人断事必须做到“高明”与“精明”。 所谓高明，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即“人见其近，我见其远”。古往今来，许多为政者就是因为鼠目寸光，缺乏“高明”的眼光和视角，在治国理政过程中被“浮云遮望眼”，因而误国误民，甚至误了卿卿性命。2200多年前，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在其《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春秋时期，齐国君主桓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任用自己过去的政敌管仲为相，因此，齐国率先崛起为春秋五霸之首。然而，还是这位桓公随后因为目光短浅，重用了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等奸佞小人。为此，管仲曾经向桓公进言，必须远离这伙寡忠少义的奸佞小人时。桓公说：“易牙烹了亲子，让我品尝人肉的滋味；竖刁不惜阉割自己身体，以终身侍奉我；常之巫精于占卜生死，为我消除病祸；卫公子启方日夜守护在我身侧，连父亲病危直到亡故都不回国探望照顾。难道我还能怀疑他们的忠诚吗？”管仲回应道：“爱子为人情之常，易牙连亲子都不爱，怎能真心爱大王呢？爱护身体为人情之常，竖刁自残身体，又怎能真心爱惜大王呢？生死有命，疾病无常，大王不听命运，专门依赖常之巫，势必助长其骄横之气。亲爱父母为人情之常，启方连生父都弃之不顾，怎能真心忠诚于大王呢？”桓公抹不开股肱之臣管仲的面子，虽将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驱逐出了王宫。然而，短视的桓公只认这四个小人身边侍奉殷勤之利，已经难以辨识这四个小人误国误己之弊。不久，又将他们一一召回王宫。随后，当外敌入侵齐国时，易牙、竖刁和常之巫发动宫廷政变，将桓公拘禁于城堡之中，开门揖盗，策应入侵之敌，而卫公子启方则趁乱以齐国千户民众归降卫国。桓公被禁锢城堡之中，饥渴交加，呼天不应，喊地不灵，临死之前，慨然长叹：“还是管仲见识高远啊！”
所谓精明，曾国藩也曾进一步指出，即“人见其粗，我见其细”。这就要求为政者善于从细节之中见大节，善于从小事之中见趋势。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全集·明智·见微知著》中曾经指出：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曾遭逢败局。这是因为他们能从细微的小事中预知祸害的来临，因此，总能够未雨绸缪，得到圆满的结果。他进而引用了3000年前中国殷商时期一段著名史实：殷商末代国君纣王即位以后，生活逐步奢侈起来。一天，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对此，纣王的叔父、宰相箕子曾经加以劝阻而不果，箕子叹息道：“纣王使用象牙筷子，必定不再用陶制的食器盛东西，并且要做犀玉之杯了。有了犀玉杯、象牙筷，必不会再吃藜藿等野菜制成的食物、穿质料粗劣的短褐衣服、住在茅草铺顶的房屋之下了，则要求身披锦衣九重、脚踩高台广室。怀有这样的要求，整个天下也不得满足他了！远方的珍怪之物，舆马宫室等都逐渐齐备，这些都自此而始，我害怕他由此走向灭亡！”为此，箕子带领亲属、部属和家丁3000余众离开殷商、远避他乡。果然没过多久，纣王便开始建造鹿台，琼室玉门，豪华富丽，狗马奇物充满其中，还有酒池肉林，宫中街市，供他穷奢极欲。因此，崛起于西部关中的西周部落首领武王，在黄河南岸当今孟津一带，一声召唤，中原800部落民众应声响应，渡过黄河北上，在殷商国都以南的牧野之地，一战灭掉了已遭本国百姓唾弃的纣王。
二、行为养成：为政之道的勤、毅、简 养成，则是指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行为技巧或能力。《吕氏春秋·本生》曾经指出：“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为天子。”显然，吕不韦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人们只要能够将先天获得的自然禀赋，在后天实践中注重不断行为修炼与培育，也就必然能够成为社会俊杰。行为养成之法，通常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日常性，即行为养成强调人们必须从小处着手、小事着眼，从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工作、学习态度抓起，从而达到塑造思想、矫正行为、养成良好习惯的目的。二是长期性，由于行为养成的日常性特点，也就必然决定了行为养成的长期性，即良好的行为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必须伴随终身的修炼与磨砺。三是反复性，即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工作环境的变迁，身边社会群体的影响等因素，良好的行为养成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行为养成需要在生活、工作、学习实践中不断培养和发展。那么，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培育和养成哪些必备的社会行为？对此，国学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智慧与深刻启迪。择其大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勤”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首要行为。勤，即勤奋，要求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经过刻苦修炼和养成，从而具备勤奋的行为特征。“勤能补拙”，自古就是我国做人谋事的基本行为准则。同理，懒政怠政更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大忌。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高度评价曾国藩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就在这段评价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了曾国藩巨大的从政成就，勤奋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曾经指出：“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这既是其为政生涯的深刻总结，也是古往今来无数为政者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曾国藩多次向部属、亲属强调，勤奋的为政者必须具体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曾经还进一步阐述勤奋为政，必须具体做到的五个方面：“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天下尽之职矣！”
第二，“毅”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行为。毅，即坚毅，要求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经过刻苦修炼和养成，从而具备坚毅的行为特征。人们常说：人生三盏灯——自信、勇敢与坚毅。治国理政作为为政者的一种职业规定的社会活动，它是一种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行为。在这一社会行为过程中，每一个为政者与科学家们的科学发明和创造一样，都决不可期待犹如“闲庭信步”，更不可奢望一蹴而就，都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同时，都必须具有顽强的毅力。坚毅，作为一切为政者的社会行为特征之一，实则也是每一个为政者意志力的一种表现。意志力，它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去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力是人们意识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它在人们主动变革现实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对心理状态和外在行为有发动、坚持、制止和改变等方面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意志力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它集中反映了人们为达到既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程度或坚强的意志品质，它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也是每一个为政者性格特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政者要想获得事业成功，必须有意志力作坚强保证。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孟子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志坚强的人对于挫折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较强，能够自觉控制和调节自已的心理和行为，遭遇挫折和失败时能够面对现实，找出失败的原因，顽强拼搏，克服困难，善始善终地将计划执行到底，直至目标实现。意志薄弱的人往往缺少信心和主见，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和约束能力较差，遇到挫折和失败时，容易回避现实，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其结果不仅严重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同时，导致自信心进一步丧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出现意志消沉和精神障碍的严重症状。为政者的意志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培养锻炼出来的。为政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强化意志力： 一是树立正确动机，激发意志力。人们的行动都是受动机支配的，而动机的萌发则起源于追求和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追求，也都有各自的需要。不同的人总是把满足自身不同的追求和需要，作为自己行为的最大动力。二是从小事做起，锻炼意志力。战国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子在《劝学》一文中指出：“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致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生活一再昭示，成就任何一项伟大事业，都离不开从小做起，都离不开从一点一滴的坚持中实现。三是由易入难，增强信心，培养意志力。有些人很想把某件事情善始善终的干完，但往往因为事情的难度太大而难以为继。为此，人们在确定奋斗目标，在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突破口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由易入难的方法。这正如古人所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必作于易。
因此，所谓坚毅，就是要求每一个为政者，面对困难和挫折始终不气馁、不放弃，始终坚定信心、坚忍不拔，把做好每一件事情的着力点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不可心浮气躁，不可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从最简单、最平凡、最普通的事情做起，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最终必然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第三，“简”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重要行为。简，即简明，要求为政者治国理政必须经过刻苦修炼和养成，从而具备简明的行为特征。简明对于为政者，其根本内涵就是要求每一个为政者在治国理政中，善于抓住关键、抓住要害、抓住重点。“大道至简”，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古老、最精炼的表达。同样，300年前中国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曾经为书斋题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他鲜明主张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从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格调。简单、明确，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智慧。只有睿智者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一语道破天机”。而科学性、预见性和创新性，也就是确保为政者治国理政过程中能够行为简明的三个基本方面。
科学性，这是为政者治国理政能够做到行为简明的基本属性之一。科学求真，伦理求善，艺术求美。“科学”一词起源于中国古汉语，原意为“科举之学”，宋代诗人陈亮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说：“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在科学一词中，所谓“科”，有分类、条理和项目之意；所谓“学”，则为知识、学问和道理之意。因此，所谓科学，也就是运用概念、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首先只对应于自然领域的知识，经扩展、引用至社会、思维等领域，如社会科学。它涵盖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致力于揭示自然真象，二是对自然作理由充分的观察或研究。所以，科学与真理是同等序列的概念，科学研究就是发现真理的伟大事业。只有当人的知识在正确反映事物属性、本质和规律时，才称得上“科学”。科学从本质讲，就是为了追求“真”。这也正是每一个期许有所作为的为政者，毫无例外，皆以“求真务实”作为行为准则的根本原因。
预见性，这是为政者治国理政能够做到行为简明的基本属性之一。在为政者治国理政行为过程中，有没有预见性，或者预见性正确与否，都直接关系到其行为的成败和绩效。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孔子就曾深刻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殆，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一切辩证唯物主义者都是可知论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都是可以预见其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的。首先，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进行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延续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它永恒地沿着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的轴线不可逆地向前流逝，然而，正是由于时间的“三态”，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物质运动的规律提供了可能性——人们可以从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过去”，认识和把握它的“现在”，又可以通过认识和把握它的“现在”，预见它的“未来”，即我国古人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其次，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都是在空间的广袤中进行的，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广延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它永恒地向长度、宽度、高度三个方向显示自身的存在，从这三个方面与其他事物发生必然地联系，进而，也就使得人们能够从这三个方向认识和把握其运动和发展规律，即所谓“顺藤摸瓜”、“窥一斑而见全豹”。预见能力是人们根据客观规律判断事务未来发展变化的一种能力，为政者能否科学预见未来，成为决定其能否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取得预期结果的重要保证。《左传.隐公五年》指出：“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论语》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隐居襄阳的诸葛亮，一篇《隆中对》，在分析曹操据“天时”、孙权得“地利”基础上，预见荆州和益州的战略地位，进而提出联吴抗曹、据荆州、夺益州、取“人和”等一系列战略谋划，终于实现“三足鼎立”之势。因此，我国古代先贤都高度重视治国理政过程中预见能力的修炼和养成。为政者缺乏预见能力，结果必然如古人所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旦危机和灾难降临，轻则手忙脚乱、紧张被动，重则全盘皆乱、功败垂成。
创新性，这是为政者治国理政能够做到行为简明的基本属性之一。创新性是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有一般思维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创新思维突出体现了思维的智力品质，它是在人类已有经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综合最新信息基础上，统摄各种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利用大脑有意识的敏锐感悟能力和灵活选择能力，突破和重构已有知识、经验，以具有超前性的认知模式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从而提出具有独特见解、观点、思想、理论等的思维过程。创新思维，要求领导者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创新思维要求为政者必须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只有首先善于发现问题、抓住问题，进而才能着手去解决问题。因此，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为政者创新思维的基本要求。孔子曾经指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首先，为政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智慧”问题。它要求为政者独特的眼光、视角，善于透过各种纷纭复杂的事物现象之中发现和捕捉到问题的实质。其次，为政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仁爱”问题。它要求为政者拥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善于吸纳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正如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所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最后，为政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胆识”问题。它要求为政者敏于发现问题，同时，又敢于任事、勇于决断。二是创新思维要求为政者必须关注全局问题。我们说，创新思维首先要求为政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那么同时，也就必然要求为政者懂得关注什么问题。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为政者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一定要将关注的重点始终聚焦在全局问题上。三是创新思维要求为政者必须集中自身注意力。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一再表明，许多科学发明和创造往往都是人们注意力长期集中的结果。中国古代著名工匠鲁班发明锯子，这是因为他身为木匠，工作实践中长期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加快切割木料，手指被杂草叶上的锯齿割破，于是，他从直觉中意识到可以运用于制造出新的木匠工具——锯子。因此，锯子发明这是作为木匠的鲁班，其注意力长期集中的表现，所以，一旦草叶的锯齿割破手指，直觉之中也就触发了他的创造思维。为政者在治国理政实践活动过程中，问题总是不断出现，发现问题的机会对每个为政者都是均等的。然而，事实一再证明，真正能够发现问题，抓住全局问题，有所作为的为政者，说到底，往往都是那些注意力高度集中者。四是创新思维要求为政者必须跳出来看问题。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曾作《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创新思维要求为政者，首先，要求人们必须能够跳出传统思想的束缚，跳出眼前事物的羁绊，跳出思维空间的局限，善于跳出局部看全局，善于跳出战术看战略，善于跳出眼前看长远。
综上所述，中国“国学”在做人做事上历来强调一个根本原则——凡事必须“反求诸己”。在此基础上，中国历代先贤和志士仁人进一步强调，君子必须坚持“内外兼修”——即毕生坚持“内修素质”、“外修行为”，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生境界。我国古代典籍“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三纲”，进而又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目”——“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综观八目，实际上，我国古代先贤就是以“修心”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内在修炼过程，以“修行”作为每一个为政者的外在修炼过程，通过这一“内外兼修”的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为政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是中国国学的为政智慧，也是每一个为政者需要遵循的为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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