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喆，开国中将，湖南邵阳人，早年参加平江起义，一生身经百战，对敌作战凶猛，有军中“姚一刀”美誉，深受他的老乡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器重，是人民军队著名的战将。
中央要求大青山抗日支队“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贺龙立即想到了姚喆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古以后，在这一地区驻有一个旅团、四个伪蒙古骑兵师和大量的伪民团、伪警察，严重地威胁着陕甘宁、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1938年5月，党中央最终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同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的电报中，还强调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还在1938年春夏，在内蒙古开展抗日斗争的杨植霖、刘洪雄先后到晋西北，就向八路军一二〇师负责人贺龙、关向应汇报大青山抗日斗争的情况，请求八路军进入大青山。这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并应杨、刘的请求，贺龙、关向应迅速决定：由我师第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团和师直属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支队；派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部分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大青山。根据党中央要求的部队“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贺、关选中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担任支队司令员，七一五团第一营教导员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司令员、政治部主任都是政治工作干部出身，支队参谋长必须军事上过硬，选派谁呢？
李井泉建议：就姚喆同志吧。
贺、关眼前一亮，一个威猛的军事指挥员浮现在他们脑海中。
姚喆，原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于湖南邵阳横塘冲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1月参加乡农民协会，并当选为乡农会执委、邵阳二区十三乡农会主席。1927年7月，大革命彻底失败后，他遭地方反动当局通缉,只身逃到南县继续革命。1928年春，他加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五师随营学校（黄公略领导），同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一员。
1929年2月，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久经战火考验的姚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军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1930年6月，以红五军为主成立红三军团，他又历任军团特务团一营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第一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一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彭德怀率领下，无论山多高、路多远、坑多深，姚喆始终追随彭部大军纵横驰奔，逐渐养成敢于“横刀立马”的将风。在整个红军时期，他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5次负伤，3次负伤不下火线，受到军（团）甚至中革军委通令嘉奖，逐渐成长为彭德怀赏识的“爱将”。有一次，彭问他：除了打仗，你还能干啥？他答：除了打仗，我什么也干不了！彭乐了：我就中意你这一点。
1934年1月25日，在福建沙县战斗中，姚喆亲率红十团主攻连50余人突击入城，与反扑之敌展开激烈巷战和白刃格斗。黑夜里，他被隐藏在街巷拐角处的敌兵刀伤左脸颊，伤愈后留下一条三寸多长、一指多宽的刀痕。从此，有了“姚一刀”的别称。这一刀，使他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调任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保卫队队长兼黄安、梅瓦两区卫戍司令员。前去报到时，彭德怀传话：挨一刀，换一个司令员，值得！姚喆让来人回话：请彭军团长给我再挨一刀的机会。
1934年10月，姚喆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十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期间，姚喆近距离地走近毛泽东。一开始，他很紧张，毛泽东和他幽默起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过，现在不是哭的时候。逢山开路，自有前锋；遇敌抢险，却要靠你。”
听到主席寓庄于谐的重托，姚喆紧张渐去，豪气顿生：“唯主席马首是瞻。”
毛泽东笑了：“我的马给伤病员骑了，要想‘是瞻’，就‘是瞻’我的脑袋就行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毛泽东如此评价：姚喆“护驾是有功的”。此后，他历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东征山西阎锡山、西征宁夏马家军等战役。1937年春，作为抗战储备人才，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由于编制压缩，绝大多数红军干部都是降职任用，但姚喆却能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谋长、七一五团代团长，可见他的过人能耐。对日作战后，他参加过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姚一刀”的大名在日寇中也叫开了……
“不错！”贺龙一言定鼎：“人容易骑驴觅驴！一时间，只想到姚喆同志是旅参谋长，三五八旅离不开他。既然他还是七一五团代团长，那就让他去大青山扬名吧！”
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挺进大青山的命令。7月29日，大青山支队2300多人从晋西北的五寨县出发，冒着酷暑突破了敌人重重封锁，于9月初胜利登上大青山，与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贾力更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在绥中面铺窑子会合在一起。从此，开始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长期、艰苦的斗争。
为了打击入侵的日寇，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争取和发动群众，打开抗日局面，姚喆积极协助李井泉连续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9月初首先打开了陶林县城，歼敌一部。当月10日又攻克了绥北重镇乌兰花，全歼守敌日伪军百余名；接着，又在归绥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伏击了日寇的十余辆运兵汽车队，歼敌80余人。10月上旬，在石拐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和袭击了三道营火车站。此外，还在大青山南麓沙尔沁和中北部的宫地后窑子、广业公司等地袭击了敌人的据点，共消灭日伪军700余人。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人们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大青山地区气候严寒、蒙汉杂居，坚持大青山抗日斗争，面临着生活上和语言上的特殊困难。由于大青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当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解放区的时候，随即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在“扫荡”中，除进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外，还沿着大青山十八条沟挖封锁沟，修封锁墙，禁止群众出入，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八路军困死、饿死或挤出大青山。
怎样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党中央极为关注。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汉族群众听说八路军需要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带马匹来参军，有的自动献马和鞍具，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1938年12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大青山支队的主力七一五团奉命随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区，只留下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500多人）和“动委会”第四支队在大青山坚持斗争。根据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导思想，李井泉、姚喆将部队分散到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开辟工作。这三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很快发展壮大。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伪军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一带和绥南的蛮汉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国民党骑二军的郭栖鹏、骑六师师长王照墉，也乘机带部队进入大青山，妄图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李井泉在延安汇报工作未回，姚喆立即部署各区，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同时，他带领绥中部队转到外线，从侧背打击敌人。日伪军对姚喆部无可奈何，却给国民党骑六师以严重打击。后来，王照墉和郭栖鹏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脚，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1940年1月，李井泉调往晋绥工作，姚喆接任骑兵支队司令员。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姚喆肩上。这时，阎锡山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进攻新军；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同日寇勾结，在大青山频频制造事端，枪杀中共地方工作人员。他们提出“绥远人治绥远”的反动口号，妄图把八路军赶出绥蒙地区。为了反击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活动，姚喆指挥绥中、绥西、绥南部队集中兵力，同时行动，一举歼灭了“自卫军”总部和各路指挥机关及其主力第八团、第十二团以及“自卫军”的绥南专署，俘虏2000余名，缴枪1000余支，还缴获了“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秘密信件。接着，又在绥中和绥西粉碎了顽军各1000余人的反扑，消灭、俘虏了一部，其余溃散逃窜。由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骑兵支队也从3个营发展为3个骑兵团。（来源：《世纪风采》作者：苏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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