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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王洪文在上海3个半月 穷奢极欲挥霍公款2万元

2017-03-20 09:00:36来源:凤凰网点击量:175

王洪文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叶永烈,原题:1975年王洪文被邓小平“夺权”后花天酒地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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