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三年：不忘总书记重托 牢记排头兵先行者使命与担当

2016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又一年的蓝图将由此铺卷、共识将由此凝聚、力量将由此积蓄。

立志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将借此踏上新的征程。

上海迈出的每一步，都承载着中央和人民的期许。三年来，每逢3月5日，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总会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嘱托与厚望：

三年来，上海的每一步改革攻坚、创新探索、治理实践，都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重托，始终牢记承担国家战略的责任与光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明确表示，我们的一切工作，要立足上海，但要更多算国家账、战略账、长远账。“凡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大局发展的工作，我们要毫不迟疑地做，坚持不懈地抓；凡是中央确定的战略谋划、布局和任务，我们要主动承接、积极参与、自我加压；凡是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事，我们要勇于率先探索，乐于做打基础、育人才、建机制、造环境的活。”

排头兵、先行者，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意味着特别的担当。三年历程，也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不断领会与践行。

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习近平2013年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上海自贸区考察时强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   陈正宝 摄）

 2016年初春，上海的改革清单在不断变长。

春节刚过，“证照分离”改革、公安改革、媒体改革……一连串全新的改革试点渐次推开。

追溯源头，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2014年6月，上海成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试点省份；2014年9月，国务院选择上海作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两个试点之一；2015年2月，《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获中央深改组通过；2015年11月，全国群团改革在上海试点启动……

涵盖了经济体制、社会公平、城市体系、民生关切、治党管党等等方面的这些改革，不仅覆盖面极广，重点亦十分突出。它们都是全国改革的关键环节，都是“一招突破、满盘皆活”的重要落子。

“深水区”的改革，不仅是形变，更有“质变”。观察这些改革，自贸试验区是一扇窗口。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重大举措，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而开放，正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寄语上海自贸区：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是年5月，他在上海考察时表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

2015年3月5日，总书记再次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披坚执锐、攻坚克难。要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不能栽盆景，否则就失去了‘先行先试’的意义。”在与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交流自贸区改革一年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回望道，做制度创新的“领跑者”，才是改革本意：“总书记的这个要求，上海一直没有忘。”

这三年，商事登记改革从最开始的1.0版（注册资本认缴）、2.0版（先照后证）到最新的3.0版（证照分离），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改革红利；政府职能悄然转变，负面清单制度从区内推广到区外，成为全国的行政范本。

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从28.78平方公里扩大到120.72平方公里。此前数日，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增的自贸区已挂牌，自贸区探索从“独上高楼”，转向了“矩阵发力”。

（2014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扩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将面积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七个区域。  海沙尔 摄）

“不做盆景做苗圃”——上海的每一项改革，都沿袭了自贸区的追求。

张兆安曾给总书记讲过两个故事：上海自贸区的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市民们趋之若鹜，这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自贸区发生的制度变革，革新了政府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的商事成本，政府官员们有点压力、企业家们很是欣喜，这是制度创新的正效益。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作为全国首批司改试点省市，上海确保85%以上的人力资源投放到办案一线，由“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群团改革力破“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工青妇市级机关分别按40%、30%、30%的比例精简编制，并将人员下拨到基层一线……

上海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不惜“动自己的奶酪”，只为群众获得感、只为改革“正效益”。一项有价值的改革，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习近平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

（2013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要求上海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2016年2月18日，张江国家科学中心正式获国务院批复。

一年前的3月5日，上海代表团审议现场，建设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的构想，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积极支持。

而这一年间，从构想变成蓝图，乃至成为现实的，远不止一个科学中心。

2015年，C919国产大型客机在上海成功下线；上海在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建成了国家蛋白质中心等一批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光源、超算中心等已有的重大科学设施，亦联动形成了为全国科学研究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所有这些，都不只是一个项目、一项工程。它们更代表着一个战略、一种方向——创新。这是上海迈向未来最需依靠的新动力，也是上海承担国家战略尤需突破的大课题。

从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凡到上海代表团，必谈创新。无论是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还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抑或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核心动力都必须来自创新，也只能来自创新。

而当举国都需要问创新要动力，作为“先行者”的上海，毫无疑问地应当率先牵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那之后，上海用近1年时间开展了一次全市层面的大调研。2015年5月25日，十届市委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2条”；随后半年多时间，关于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财政投入和分配等、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配套文件悉数到位。

打造“科创中心”，并没有囿于一时一地。它不只是一项任务，更是一项战略，需要经受长久的历史检验，又亟待突破现实的关键环节。

上海的努力，围绕着是总书记提出的一组坐标：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借由“科创中心”建设，上海进一步明晰了“四个中心”尤其是“经济中心”的内涵；借助自贸试验区扩围机遇，张江自主创新试验区和自贸试验区实现“双自联动”；针对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瓶颈，上海主动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修订优化相关政策；瞄准人才这一创新之基，一批新政适时推出，坚决破除门户之见。

可贵的是，上海的上上下下，正在形成这样的自觉：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一切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一切束缚创新创业创造手脚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改变。

“把动力转换到创新上来，不是个别领域、某个方面的创新，而是全方位的系统创新，”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说，“这会完全改变一座城市的面貌。”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

——习近平2014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

今年春节，上海完成了一个在许多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外环以内烟花爆竹基本“零燃放”，外环以外烟花爆竹燃放量明显减少。

申城30万“平安马甲”守望于街头、里弄、社区，全力配合全市5万公安干警、消防战士值守“禁燃”，最终换来了过年时城市的安宁祥和，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节后召开的多个会议上，市委书记韩正屡屡提及此事带来的启示：“充分体现了市委‘1+6’文件落实的成效，充分展现了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

“1+6”文件的出台、推进、落实，源于市委2014年1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而这，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期望的呼应——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期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他特别嘱咐，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

在社区干了20多年 “小巷总理”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民区书记朱国萍，至今记得总书记对她的现场回应：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区就实了。我们国家的真正稳定，靠我们基层的同志。

“这让我增强了做好基层工作的底气，”朱国萍说，“‘1+6’文件的落地，让我们社区工作者干劲更足！”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完上海代表团审议后，同全国人大代表、“小巷总理”朱国萍握手。 陈正宝  摄）

时隔一年之后的同样场合，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卫国向总书记介绍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最新进展：“1+6”成果在全市全面推开；上海所有街道取消招商引资职能，主要精力用于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上；将居村党组织书记培养作为重要的班长工程来推进，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体系。

一步一个脚印，让基层活起来、使基础实起来。杨浦区殷行北新村片区党委书记吴美娟的感受很直观，“社区干部年纪轻了、学历高了、工资涨了、经费多了、腰杆硬了、劲道足了。”

一切围着基层想、一切围着基层干、一切围着基层转。这是体制机制、观念理念的重新调整与适应。“对下服务”、“准入清单”、“多元主体”、“社区共治”……一个个新名词的背后，是上海迈向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先行先试。

而同时，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要走出无先例可循的新路子，更考验勇气、智慧与韧劲。

2015年下半年起，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密集开展不打招呼的调研，直击城市“短板”问题。2016年初，“补好短板”被列为今年市委的“一号课题”。

上海深刻地意识到，现在比较突出的是短板太短，如果下一个五年不补好，就会反过来影响长板继续加长。补短板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带动全局工作，这是关键一招。

补好短板，事关城市未来、事关群众福祉。在浦东合庆镇、闵行许浦村、青浦青东农场，一个个极度脏乱差的城中村、结合部，以“五违”整治为重点，综合运用规划、工商、消防、安全、治安、环境等法律资源开展联动执法，正在逐步改善好转。

综合整治的成效能否巩固，同样考验着“社会治理”是否常态长效。

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上海精心构筑。

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习近平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

 “现在‘关键少数’都变成热词了，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这番话，许多全国人大代表记忆犹新。

2015年5月，《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出台。如今，上海在职省部级领导干部和264家单位的1802名领导干部悉数进行了专项申报。经核实，截至去年10月底，共对182名领导干部进行了规范。

这项酝酿多时的意见，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首肯。2015年3月的人代会上，总书记专门鼓励这项探索，要求上海在试点中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定稳妥实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股道。”在上海，领导干部已普遍顺应这一大势，按规范明确实行“一方退出”机制。对于不符合规定的领导干部，由其亲属主动退出经商活动，或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

这一制度实施，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干部配偶、子女经商不一定就是有腐败，但老百姓的观感很差，对党的威信、政府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一名基层公务员坦陈，不能让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这一年，上海围绕从严管党治党要求，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努力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防止养痈遗患、放任自流，让加强纪律建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纪检机关紧紧抓住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通过教育提醒、监督检查、查处通报，驰而不息正作风。仅一个宝山区，去年1—12月通过“飞行检查”、“网上举报”等多种方式，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起，对19人进行处理。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刘红凛说，党纪国法等“硬规矩”，犹如带电的“高压线”，不能碰，一碰就“跳闸”。理想信念与宗旨等“软规矩”，犹如带电的“低压线”，也碰不得；若经常去碰，久而久之，就会“麻木不仁”、甚至胆大妄为。

从严管理领导干部，继而推动党风政风、家风社风的建设，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一些企业主曾反映，“八项规定”之后，干部怕事躲事的现象比以往有所增加。“抓‘关键少数’不仅是抓廉政问题，更要锻造一支有担当、有作为的队伍。”

杨浦区委还研究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的处理办法，明确细化不胜任、不称职、不作为的具体情况、认定标准和处理措施，运用必要方式，对“庸、懒、散、浮”者动真格，努力解决为官不为问题，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须知庸懒散浮也是一种腐败。”上海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把责任扛在肩上，以敢于攻坚、敢于担当的精神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本文刊发于3月5日解放日报）